佛教形像、叙事和本土化研究国际会议召开
发布日期:2012-01-13  作者:屈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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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6日至7日,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日本、韩国、印度、泰国、中国等地的佛学者,以及宗教人士齐聚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参加在诗琳通公主大楼召开的“佛教形像、叙事和本土化研究国际会议”(英文名为:2012 Chulalongkorn-EFE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Studies: Imagination, Narrative, and Localization)。会议由朱大和EFE0[①]组织联合主办,具体则由朱大艺术系和泰文化研究所来组织。本次会议开幕式由诗琳通公主主持,规模浓重。与会者近100人,有各国学者、宗教人士和学生。

  上午8时,与会者陆续报道入座,静候诗琳通公主驾临。诗琳通公主及其随从于9:00鱼贯进入会议大厅。由朱拉隆功大学的校长致辞,邀请公主予以开幕。研讨会于9:30正式开始,首先是两个主题发言。第一个是来自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的Kumkum Roy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代表对手:婆罗门和本生经中其他人物》(Representing the Opponents: Brahmanas and others in the Jatakas)。第二个主题发言者是来自清迈EFEO研究中心的Jacques Leide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绘制1795年的缅甸和泰国北部——弗兰西斯·布坎蓝·哈密尔顿对本土绘制地图的评论》(Mapping Burma and Northern Thailand in 1795-Francis Buchanan-Hamilton’s Critical Accounts of Native Maps)。

  两天的会议分为七个小场次,共进行了19个讲座。本次佛教会议重点关注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巴利语佛教,但是也有涉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印度教等内容。法国学者Francois Lagirarde教授在泰国清迈从事佛经文本的数字化工作,他的演讲《手抄本和文学——反映了泰国北部的佛教记录》(Manuscriptology and Literature: reflecting on northern Thai Buddhist chronicles)基于四年的工作实践,EFEO组织致力于泰国北部的贝叶经的档案和数字化工作。该项目调查了四十个寺庙,搜集到了几千册手抄本。不仅从形态学角度来审视这些手抄本的保存方式,也致力于了解它们的历史。通过这些实践工作,了解到这些手抄本作为一种“书”和宗教文学的存在,它的传抄、应用以及它的内涵本身,都与村寨生活中的诸多仪式和人们的宗教信仰相互作用着。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Chanvit Tudkeao关注佛经文本,研究题目是《<三宝经>的巴利文版本和梵文版本的对比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ali and Sanskrit Versions of the Ratna Sutra)。三宝经的巴利文版本,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广为流传,具有许多的文本,被统一称为宝经(守护经)。人们在一些特定的仪式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请僧人念诵,以保平安。在巴利佛教传统中,三宝经一般被保留在经藏的《小部》中,共17节,均不含有任何虚构的故事。《三宝经》同样存在于梵文佛经中,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均有译本。但与巴利佛经的方式不同,梵文佛经的文本仅仅是《守护大千国土经》的一部分,是对恶鬼的防护。作者在本篇论文中就是《三宝经》两种版本的对比研究,包括各自的译文和相关的观点等。

  中国台湾学者Liying Kuo向大家讲了《佛护的故事:一个在五台山的印度僧人》(The Story of Buddhapalita: an Indian Monk in Wutaishan)。当佛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Buddhosnisa Vijaya Dharani)传到中国的时候,作者将它的流传和广受欢迎归因于喀什米尔僧侣佛护(Buddhapalita)的传说。据说佛护为了拜访文殊而来到中国的五台山。他将自己的故事写在佛经的前言,并附录在自己翻译的中文佛经里。从8世纪以后,人们经常雕刻这个故事和佛经本身,在敦煌莫高窟也有这个故事的壁画。作者通过大量的文字证据,来回顾和审视了文殊和佛护在五台山上的故事,进而阐释了莫高窟的相关壁画,最后来探析该佛经传入和流传开来时,其背后的政治和宗教背景。

  朱拉隆功大学Arthid Sheravanichkul博士的《前往乐土之路:关于沙拉武里佛祖足迹的中国传说》(The Way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Legend of the Buddhapada at Saraburi)。他从泰族人以及泰国华人的两种视角来关注泰国中部沙拉武里的佛祖足迹传说。自从大城王朝的宋当王统治时期(1611-1628)发现了这处佛祖足迹之后,四百年来此地已经成为佛教信徒们朝圣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本土的一个著名传说,一个名为Phran Boon的猎人偶然发现了佛祖足迹。这段被人崇拜的佛陀足迹,也被记录在官方传说和皇室编年史中。无论怎么样,这激发了朝圣的潮流。从君主到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想去那里朝圣,显示对佛祖足迹的敬意,以保自己在天堂的重生。不仅是泰国本地人如此,泰国华人也将沙拉武里的佛祖足迹视为重要的朝圣目的地。并与两则中国传说联系起来,其一是中国“玄奘西游记”,其二是中国官方游僧前往印度向佛陀敬献袈裟的传说。作者以这两则传说为对象,关注它们的历史、传播,流行,以及佛祖足迹作为泰国华人所珍视的“通往乐土之途径”的重要功能。

  关于中国佛教以及信徒的论文还有来自EFEO组织的法国教授Frederic Girard的《唐玄奘和禅修学校》(Xuanzang and the Dhyana Schools)。玄奘(602-664)是中国著名的西天取经者,他将最主要的佛经从梵文译为中文。从可以追溯的历史观点来看,他的形象似乎被简化成法相唯识学校的奠基人,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均有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对玄奘的狂热崇拜高峰是在中世纪的日本。因此,作者提出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玄奘的影响可以简单地看做奉献吗?或者是否值得将这种影响延伸为全球的观念?

  属于EFEO组织的Nobumi Iyanaga教授则关注了日本的《中世纪日本神道教文本中的佛教词汇和教义》(Buddhist Cocabulary and Doctrines in Medieval Shinto Text)。论文介绍,日本神道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是“日本的精华”。这种看法却在1970年戏剧性地改变了,因为Kuroda Toshio(1926—1993)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观点。他认为,日本神道教是在中世纪缓慢地发展起来的,这期间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神道教并非土生土长的宗教。他的观点到现在已经被大部分人接受,并引发无数人来研究日本中世纪的神道教,而且重点关注和分析了佛教和神道教之间的关系。

  来自荷兰莱顿大学Ulrich Timme Kragh博士的研究主题是女性僧人,他对《9至11世纪巴基斯坦西北部乌地亚那的七个佛教女僧作者》(Seven Buddhist Female Authors from Uddiyana)进行了论证。首先简单地介绍了巴基斯坦西北部名叫Swat小镇的历史,在9至11世纪时曾以乌地亚那为名。然后介绍了本地的七个女性僧人作家的代表作品,最后回答了一些关键问题,如作者是女性僧人的真实性,特别是其中有五部作品是Laksmi一人完成的,她是七个人中最多产的一位。

  朱拉隆功大学的Sukanya Sujachaya教授从当代泰国的现实出发,发表了《现代泰国护身符和本生经》(Modern Thai Amulet and Jatakas)。在泰国,许多本生经故事,包括正规的经典如《维先达腊》(Wessantara Jatakas),以及民间的本生经如《苏宛纳三卡》(Suvarnasankha Jatakas)都广为人知。泰国人常常通过回绘画、雕刻和表演来展现这些故事,一方面是为了教育,一方面是为了推动佛教信仰,还有就是为了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自从2007年以来,随着泰国政府推行“创新经济”政策,全泰国都在开发各种各样的护身符。而那些护身符的制作者就广泛地采用和开发一些著名的本生经故事,将它们作为护身符的重要资源。因为有了本生经的背景知识,护身符本身就具备了商业价值。不仅如此,这些新样式的护身符也促进了佛教信仰。作者关注这种事实的同时,意在研究这些基于本生经的新护身符,它们与念诵本生经故事的关联情况,或者说如何引用巴利文佛经的叙述来赋以护身符以神力的相关过程。

  来自朱拉隆功大学艺术系的Warangkana Srikamnerd博士讲了《涅槃寺中关于佛教四次集结的叙事题词》(Narratives of the Four Assemblies in Wat Phrachetuphon Inscriptions)。在涅槃寺(Wat Phra Chetuphon)的诵戒以及卧佛像上均描述到四次集结的故事。包括壁画,佛经章节的铭刻,以及文本的阐释几种形式。这种叙事方式很有意思,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变化。通常来说,人们总是以寺庙的壁画来叙述佛陀故事,内容大多是佛陀的游历和本生经故事的场景,这是一种惯例。因此,涅槃寺里多样的叙述方式,证明了在泰国王拉玛三世时期,叙事佛陀故事已经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这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铭刻佛经章节和壁画的文本解释,以清楚明了的故事精确地向人们传达了佛陀的教义。总之,涅槃寺里关于四次集结的叙事是向民众传达佛教智慧的一个好例子。不仅很好地传播了知识,促进了人们的佛教信仰,也延长了佛教的繁荣。

  本次会议的发言者中,大部分属于EFEO组织,即来自不同国家的佛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介绍的,还有Peter Skilling教授的《东南亚古时对佛教词汇于书写显示和就职仪式上的应用》(Display and Installation: Uses of the Buddha’s Word in Early Southeast Asia);Michel Lorrilard教授的《老挝早期的佛教:从考古学角度来探析》(Early Buddhism in Laos: insight from archaeology)。

  此外,还有若干学者的议题也非常有意思,来自吉美博物馆的Olivier de Bernon教授讲了《1891年的三个法典和柬埔寨法条“不可抗拒力”的概念》(The Notion of “Force Majeure” in the Three Seals Law Code and the Cambodian Legal Codes of 1891);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ustin McDaniel教授讲《在泰国关于隐士和印度教的问题》(Hermits and the Question of Hinduism in Thailand);来自佛教大学的僧人Venerable Phra Anil Dhammasakyo精彩地脱稿演讲了《再谈泰国佛教的弘法》(Rethinking Thai Buddhist Missions);韩国东国大学的Hwang Soonil博士讲了《拯救动物和打赢一场战争:提婆和阿修罗在<雏鳥本生谭>中的战争》(Saving Animals and Winning a War: the War between the Devas and the Asuras in the Kulavajataka);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Potprecha Cholvijarn博士题目是《关于佛教冥想方式的分析:对佛、佛法和僧侣特征的图解》(An Analysis of and Ayutthaya Meditation Method: the Diagrams of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Qualities)。本次会议是佛教研究的一场盛会。学者们各自关注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佛教发展。虽然各自关注的具体内容不同,研究的方法也不一样,但是在会议过程中,往往产生了思想的火花。

  诗琳通公主曾经在开幕仪式上提到,EFEO致力于佛教和泰文化研究已经一百多年了,该研究中心也经常参与朱拉隆功大学的学术活动。这两个单位合作来举办这场佛教研究国际会议,将对泰国乃至国际上的佛学研究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希望通过这个会议,人们能够深入了解对方。

  [①] 全称是l"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Orient,简称是 (EFEO) ,是一致力于研究亚洲社会的家法国研究所,若翻译成英语,写成 French School of the Far East比较合适,这个研究机构成立于1900年,当时的总部是在 Hanoi,那时是法属印度支那。该地独立后,总部转移到巴黎,它的研究领域是考古学,语言学,以及现代亚洲社会。自从1907年来,EFEO研究机构就负责吴哥窟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屈永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访问学者)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屈永仙   助理研究员 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
屈永仙,女,傣族,中共党员,1983年出生于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专攻傣族村落仪式生活中的叙事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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