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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民族表达讲述中国故事——2011年民族小说回顾
发布日期:2012-01-10  作者: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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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显著成就。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给予特别的支持,老中青三代少数民族作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开创出多民族文学花团锦簇、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显示出发展的独特优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重要文学力量。

  为总结回顾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在作品创作、作家成长、理论评论、母语文学、文学翻译、学科研究等领域的发展及各省市自治区在扶持民族文学、文化发展的成绩及举措,文艺报社与国家民委文化宣传传司、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开办“民族文学的多彩与繁荣”专栏,期待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话题,共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编 者

  文学写作在新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民族文学日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由最初的众声合唱逐渐生发出自己的主体性话语。它所描写的现象、所关注的问题、所关怀的价值、所表述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民族风情的展示或民族独特性的表达,成为带有普遍色彩的共同意识。换言之,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呈现的是中国形象,思考的是中国问题,民族身份的存在只是无数中国身份中的一种。

  回望2011年的民族文学小说,愈加让人感到民族文学早已跃出了“民族”的限制,而带有整体的意味。而文学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恰如李进祥(回族)在《就要嫁个拉胡琴的》中写到的那个故事:画家刘一元在文化馆长沙爽、马支书的安排下,到山村写生,偶遇农民瞎二哥、二嫂。老两口一个拉胡琴,一个唱戏,在鄙陋粗野的窑洞中,让刘一元感受到艺术的真正尊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入戏成痴,不离不弃。小说似乎讲述了一个“不疯魔不成戏”的老套故事,然而却不仅仅如此,它更多讲述了卑微中的崇高、低贱中的优雅,而这一切是对于艺术执著的投入所赋予的——二哥二嫂也许不是成功的农民,但是他们用自己对于艺术真诚的态度,使自己从世俗庸常中超拔出来,使一切功利的欲求变得丑陋,放射出让任何人不能小觑的光芒。

  以这种真诚的态度入手,本年度民族小说的阅读体验中可以提炼出四个重大问题——当然并非全部——借小说这一强势文体管窥这一年民族文学在文化建设和生产上的贡献和价值、经验和不足。

  差异性与流变性

  尽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似是而非的陈词已现老套,但民族文学确实在实际层面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信息和生活、消费方式日趋标准化、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它的书写成为一种抵抗和彰显。阿尤尔札纳(蒙古族)的《一个人的戈壁》中,金矿公司的翻译嘎那在沙地上遇到大风暴,埋于沙下,被年近耄耋的老太太尼玛达丽救下。老人一个人在戈壁上与众多的牲畜、野兽、草木和谐自然地生活在一起,远离尘嚣。在和老人一起生活的几天中,嘎那从老人那里学到了许多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当他获救一年后准备来报答老人时,却发现她和她的帐篷已经杳如黄鹤——也许正是害怕嘎那会带来开矿公司而破坏这片净土,老人决定将这块戈壁的秘密一个人带走。外来者的闯入与观察是描写“原生态”文化的一个常见视角,小说不落俗套的地方在于,它以老人决绝而沉默的消失,表明了一种坚守特定文化状态的信念。巴亚合买提·朱玛拜(哈萨克族)的《神秘雪山》也是一个“外来者闯入”的母题。海边长大的外国人穆罕来到哈萨克山中,不相信山上也有鱼,因而和山民图兰踏上了雪山寻鱼的旅程。吃过山鱼之后,突遭大雪,深夜遇狼,是图兰让他们化险为夷,让他由衷地感叹,一直要寻找的雪神其实就在身边。这样一个外来者受到教益,而产生对于本地文化的敬畏的故事,充满了浪漫色彩。天热(蒙古族)的《白毛风》里,牛贩子鲍金和鲍玉趁着白毛风泛滥,偷了布仁老爹与其木格老额吉的黄牛,但是却在风雪中被困住,幸亏抱着黄牛的腿才免于一难,最后还是被布仁老爹搭救并原谅。白毛风就像是一场清洗罪恶的仪式,让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异文化的洗礼,让习惯于标准、规范和统一的主导性文化接受了新鲜的认知。

  不过,传统日益受到挤压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随俗从变也是一切文化所必然要经历的蜕变过程。李万辉(瑶族)在《埋枪》中,讲了一个进山打猎的老猎人,遇到了一群白鹇,在与之周旋的过程中,老人回想起一生打猎的际遇,产生了心灵的震颤和对于生命的重新认识。这是一种仪式书写,既是对于既往生活生产方式的告别,也是一种对于文化和传统的缅怀。阿云嘎(蒙古族)《天上没有铁丝网》中的萨勒吉德更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殉道者,他古道热肠,视朋友重于一切,然而在社会生产结构已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人情风俗必然也随之转型。小说的结局虽然是决绝地走向悲情,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何在这样一个传统族群共同体受到冲击的背景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情感?这需要更多人的努力,而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是关键的利器。

  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真正理解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尹向东(藏族)的《鱼的声音》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汉族支边医生苏医生投身西藏,一开始因为不懂藏族习俗去钓鱼,被藏族汉子绒布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许多年过去,已经成了半个西藏人的苏医生机缘巧合到绒布家给他的妻子看病,苏医生让绒布打鸽子给病中的妻子增加营养,却发现绒布一家并没有按照他的指示,而是在驱赶鸽子,免得被苏医生杀了。文化的差异是如此的细微而又深入骨髓,虽然经过多年的融合也始终有着彼此无法沟通的层面。小说设置了鱼的隐喻,象征了文化之间彼此失语、难以沟通的尴尬。

  文化的差异性在某些文本中有着极端的表现,木琮尔(蒙古族)的《孤儿》决绝地表现出执拗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由于过于偏激以至于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当代蒙古族大学生阿斯根和成吉思汗时代的草原孤儿交相辉映的现实与虚构,都笼罩在作者一意孤行的民族情绪之中。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情绪融化在自我的充实之中,并没有过于偏激的表述。比如张世文(藏族)的《喜马拉雅》,以诗一般的语言,刻画了一个晦涩、空灵、神秘莫测的世界。面对这样的文本,理性的分析似乎处于失语的困境,而宗教、信仰与心灵的质地则正好凸显出来。

  在残留着人神未分、万物合一观念的一些少数民族那里,尤其是在有关自然生态这样全人类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时,民族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的《狼谷炊烟》中,狼谷年轻的牧人那日苏和他的狗巴努盖、索尧、索拉格的故事就如同大草原上被风吹过来的炊烟,袅袅欲断却又连绵不绝。老的牧羊犬像迟暮的英雄一样慷慨悲凉,新一代又茁壮而起,人和兽都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生不息、跃动不已。这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史诗,关于草原的竞争、死亡、新生,既有人类学视野中的细描式的刻绘,也有社会学观照下的民俗式展示,更有未被现代工具理性点染的野性雄浑之美。类似的题材还有艾则孜·沙吾提(维吾尔族)的《狼崽“蓝眼”》:阿希木阿洪大叔捡回了一个狼崽子,从此和这个后来被唤作“蓝眼”的公狼发生了一系列恩怨纠葛。人与狼在相处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是“蓝眼”终究回到了自然。此后虽两次救了主人的命,但最终还是带领狼群袭击了主人的牛群。小说显示了真正的众生平等,人与狼都是在天地间挣扎搏斗,赢得自己生命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关怀,而不是仅从人类角度书写的“生态小说”。

  无论是承传还是流变,民族和文学都面临着选择,选择并非二元对立式的没有协商的余地,而是充满各种生长空间的可能。次仁罗布(藏族)的《神授》大约就是这样一个寓言:色尖草原拉宗部落的放牧娃亚尔杰被格萨尔王的大将丹玛选中,成为格萨尔王神授的说唱艺人。此后便与一匹神秘的狼相伴在草原上四处传唱格萨尔王的事迹,直到有一天被拉萨的研究所选中来到城市。与在广阔天地中给牧人们自由说唱不同,在拉萨拥挤凌乱的办公室中,亚尔杰是对着一台录音机说唱。他经过许久的磨合才适应了这种非自然的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来人,带来了色尖草原的消息:崎岖的道路已经被柏油马路代替,家家都有了广播电视,青年人不再爱听格萨尔的故事,人们更热衷的是挣钱和盖房子。亚尔杰在录音间中的说唱变得日益艰难,神灵似乎不再光顾他,为了唤回通神的能力,他决定回到色尖草原寻找灵感,然而故土已经不复往日模样。结尾是亚尔杰在玛尼石堆旁遇到了等待神授的少年。亚尔杰说:“神灵需要安静,他们永远不会再来了。”孩子则虔诚地说道:“我们明天再来吧,他们会来的!”这个结尾显示了开放性、多元性以及可选择的种种可能。

  主旋律如何奏响

  书写主旋律、弘扬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学自诞生起就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主旋律的两重关键一是如何重写历史,一是如何表述当下,这两方面在本年度民族小说的一系列佳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家伦(白族)的《金沙屹》中写到金沙江边的白族山民金江龙受“大碉楼”之命从滇西北运送烟土去贵州,返回的途中雪中遇险,被长征中的红军所搭救。正是在与兄弟民族水乳交融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凝聚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韩静慧(蒙古族)的《吉雅一家和欢喜佛》以蒙古族普通妇女吉雅为中心,刻画了她家庭生活的不幸:没有责任心的丈夫将两个儿子都送到寺庙当喇嘛,大儿子麻子从日本人那里将寺庙的宝物欢喜佛偷出来放在家里,结果被父亲哈莫卖了换酒喝。因为被日本人发觉,差点丢了麻子的命。二儿子乌恩给日本人当翻译,不知不觉走上了贩卖祖先文化遗产的道路。最后,麻子与日本间谍春上同归于尽,而流落在日本的乌恩也产生了文化的觉醒,完好地从日本带回了被掠夺的文物。这一家人的经历,刻画出普通蒙古民众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自在走向自觉。徐岩(满族)的《寻觅》也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吴嫂在丈夫死后按照生活的惯性帮助丈夫的同志林宇光们,实际上直到最后她才知道林宇光们的任务是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小说情节简单却在克制的感情中体现了认同的力量。《小人物》也将目光转向那些血与火的年代中无数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过的普通民众。克勤克俭的棉布商纪少财、尚处于青春求知时代的大梅、少祖母缨楠、管家李德满、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母亲……他们有的并不真切理解自己行动的内涵,但是凭着朴素的正义和爱国情感做出了让人敬佩的抉择。这些大地上的民众构成了深厚而不事张扬的“中国的脊梁”。

  当代书写中,则体现了在物欲横流、功利当道的时代对于不屈于世风的崇高人格的向往。孙春平(满族)的《倔骡子关巧云》书写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史。关巧云是靠着包在牛粪中才捡回了一条命,从小就显示出倔强的个性,但他是个善良的人,收留了未婚先孕的女人。转业后得罪了无数领导,最后,因为帮被拆迁的尹老太太打抱不平,自焚身亡。这样一个性格鲜明到几乎类型化的人物显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作者倾心打造的一种精神象征。惟其如此稀有,恰构成了当代英雄的一维,也体现了作者对于世故圆滑世风中凛然风骨的呼唤。向本贵(苗族)的《远山》塑造了松树坡村支部书记刘青翠的形象,一个“高大全”这个带着全村人奔小康的人物显然倾注了作者的理想化色彩,塑造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人物,也许正反映了现实对于此类人物的渴求。王树理(回族)《桑落屯》中的老何则是一个退休发挥余热造福乡里的农业技术员,小说的细节充满生活的质感,打破了假大空的俗套。

  情感与信仰

  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迅速崛起带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有关情感的诸种表述:爱的不死梦想,欲望的纠葛不清,都市情感的不可靠,传统贞洁观念的回响,纯美的追求,沧桑的认知……情感的另一维度是对于理想的执守,无论是真爱的呼唤,还是乡土伦理的守望,还是宗教性质的沉浸,在这里显示出了民族文化心理波澜不惊却又根深蒂固的影响。

  周建新(满族)的《暖池塘》中,“暖池塘”是个比地面还高的水塘,在严冬腊月依然雾气升腾,没有结冰,与主人公汤镬形成一种同构的象征。汤镬活得非常悲惨。她长得奇丑,出生时就差点被父亲烫死,父亲死后她流离失所,被迫嫁给无赖张二闲,在家里做牛做马,好心捡了个兔唇的弃婴春囡,却被婆家全体抵制,险些酿成大祸;好不容易家中光景有些起色,无德的哥哥姐姐又要来分一杯羹……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写作:将人物置于极端的处境中,从而提升出人性中坚韧恒久的光辉。主人公曲折离奇的悲苦命运以及她独立承受、不屈不挠的反抗命运的精神,唤醒了人们集体记忆中久远的同情与感动。陶丽群(壮族)的《漫山遍野的秋天》是个有着多重意蕴的文本。三彩像汤镬一样,是个矮小丑陋的女子,两个男人骗了她的钱财之后扬长而去,她一心想生个自己的孩子,但目前的男人黄天发却没有生育能力。三彩在与赵巫婆的傻儿子芭蕉偶然的性关系中,机缘巧合怀孕了。在误会与谅解中,三彩最终与黄天发互相谅解,毅然接受了命运不可索解的秘密。小说是以女性的视角展开,具有深沉的悲剧品格,既有人物心理的细腻描画,也有结构的巧妙编织,而在对于女性、宗教、人、大地之间关系性的精神探索中,显示了大气磅礴的素质。

  对于情感的探索甚至涉及一些不太为人关注的层面,比如金仁顺(朝鲜族)的《梧桐》是写关于中老年妇女的再婚问题。欲望的勃发与挣扎特别体现在金革(朝鲜族)的《热铁皮房顶上的猫》中,单从标题看,这个小说是对美国戏剧大师田纳西·威廉斯同名戏剧的致意,不过这同时是一个已经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朝鲜族故事。因为妻子长期在韩国打工,留守丈夫与另一个留守女人发展成为情人。分别7年之后妻子回国,他不得不与情人分手,而其中最难处理的却是那个作为两人之间情感见证的猫。他试着用无数种方式摆脱这只猫,送人、卖掉、丢弃,但是猫就像幽灵一样始终阴魂不散,直到他忍无可忍将其扼杀,但欧·亨利式的结局是:归国的妻子听说他的猫“丢了”,带给他的礼物就是一只猫。猫在小说中隐喻“欲望”和“自我阉割”的主题,借此也体现出它经久不衰、难以殒殁的顽固,这是根植于人性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达西·帕提牙克(哈萨克族)的《邻居家的女人》也是如此的一个警示故事。和晓梅(纳西族)的《我和我的病人》则触及了城市女性的略带病态的畸形情欲。谢晓雪(满族)的《角落蔷薇》中蔷薇和白莫南、庄渔三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暧昧纠葛,辅之以桑林对小黛的赤裸的情欲与金钱关系,让整个小说充满了潮湿压抑的气息,反映了现代城市中真情的寻求与匮乏、真爱的探索与失落。文字略显矫情,倒是与小说整体的氛围颇为契合。

  一些充满朝气的“90后”作品也让人印象深刻,青春写作虽有其单薄与简单的一面,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恰是其缺乏世故濡染的真纯和洁净。比如张牧笛(满族)的《印象里所有的夏天》,安小果和金翎夏高中的恋情就如同一个凄美的童话,虽然虚幻又空灵,却不滞于物,惟任心灵的至诚至性。康琬欣(满族)的《又见初夏》,作者是个并无太多生活经历的高中生,正因如此她的虚构和想象能力颇为令人欣喜。小说通过两个刚刚工作的合租女孩夏初和何茉的交往及对于夏初高中阶段的初恋回忆,最后达成对于爱情的理解,尽管尚嫌稚嫩,却在人们情感生活普遍充满阴霾的当下,展现了幸福的期望。

  王华(仡佬族)的《伍百的鹅卵石》显然不是个现实意义上的故事,而是一种“阴谋与爱情”的情感寓言。镇长老婆马琳因为丈夫的出轨预谋毒死他,在等待谋杀的日子里,马琳对镇上的傻子伍百无意地施舍了一碗面。此后伍百一直跟着她,送给她鹅卵石,在与伍百的交往中,她终于放弃了谋杀的计划,和向她求婚的伍百在桥上举行了一次虚拟的婚礼。这一切充满了荒诞和非理性的意味,而最后马琳重新选择生活,放弃康复中心的工作,到脑瘫儿科做护士,并在照顾伍百的生活中寻找生活的感悟——像石头一样坚硬而简单地活着。小说的结尾透露出开放的不确定性:马琳担心他们的出租屋总有一天装不下伍百每天捡回来的、越来越多的石头。爱情似乎只有在非理性中产生和终结,而纯粹的感情又只是建立在“出租屋”这样的脆弱空间之中。人狼格(纳西族)《怀梦草》中打工的诗人和爱人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故事以女人的意外死去结束,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无奈。难得的是,世事洞明之后,还能保持乐观和宽容。

  信仰在这个时代显得特别重要,李梦薇(拉祜族)的《扎拉木》在这里就有着警示的意味。无量山中的孤儿扎拉木与百兽和谐共生,盗猎者却时时窥伺着这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次盗猎者巴箩等人捕猎麂子,幸遇泥石流到来,扎拉木才免遭他们的毒手。他因为信奉福音教主娜迪的博爱之说,召来大象将盗猎者救起。小说引人注意的地方无疑是信仰问题,外来宗教开始占据了一部分精神领地,提醒我们关注心灵和精神的问题。李其文(黎族)《没有什么比一场雨来得突然》中农民何俊强的妻子郑月娥突然出走,在他的寻找过程中,底层的麻木、粗鄙和无奈触目惊心地展开。郑月娥本来就是买来的妻子,两个人也无所谓情感,何俊强的寻妻仅仅是出于对苟延残喘的生活的最后一线维护,因而使得整个故事显得更为绝望。小说在这里显出了深切的悲悯。德纯燕(鄂温克族)的《旅行者》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堪称绝妙。退休了的林校长无法压抑少年时代旅行的梦想,终于决定出发,而在旅途中却因为老伴的去世不得不中途折返,最终年近古稀的林校长终于明白,其实自己早已经是人生的旅行者。这是个富含哲理意味的精致短篇,超越了同样篇幅的很多作品。

  现实与真实

  很长时间以来,民族文学大部分都是以农村题材为主,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化、商品化带来的外出务工潮的出现,也给写作带来了新的视野。如何表述当下少数民族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命题。现实当然不等于真实,而真实很可能并非是现实的。当下,很大程度上现实手法的写作已经超越了民俗展示和风情化叙事,直面严峻甚至有些荒诞的生活。

  田耳(土家族)的《韩先让的村庄》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小说,从文本中随处可以摭拾到精彩聪明的句子和见解,不过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就是鹭庄与韩先让。鹭庄是全国各地随着旅游产业开发蜂拥而起的景点的代表,而韩先让则是领风气之先的创意策划人物。值得一提的是韩先让是鹭庄本地人,所以他开发村庄的行动,可以视为本土、内部、局内人的眼光、心理和实践,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当下文化语境中特定文化现象的视角与标本。秦风(土家族)的小说《闷火》凸显了在我们社会中已经日益尖锐的阶层冲突,由于贫富不均造成的各种资源和权力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无因的暴力压迫,也激发了底层的怨恨。如果没有健康的社会体制,悲剧将不断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篇直面现实、有着极强批判意义的作品。王凤林(蒙古族)的《房子啊,房子》同样着眼于从乡土到都市的变迁。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打工题材的作品。李约热(壮族)《墓道被灯光照亮》说的是南宁工地上的四个老人面临活儿干完后的各自前程,只有老李骗他们说自己儿子事业发达,只是无聊才出来打工。而事实上,他的儿子念丰在做装修时得白血病死了,家中如今连块埋葬他的土地都没有。作者很克制情感,显然并非要写成一个农民工的悲惨故事,而是凸显出农民在巨大的变故与变革中的坚忍。冯昱(瑶族)的《拔草的女孩》中,亚莲在周老师那里有了对现代生活的直观启蒙,就是清洁与整齐的家。父母为建造一栋清洁整齐的楼房外出打工,她被已经住到城里的村支书刘胜富选中去替他看守房子,并且负责拔草。情节是以亚莲的第一人称叙述推进,在模仿孩童的口吻中,读者已经慢慢感受到这将是一个并不那么童真与美好的故事。预感不久就变成了现实,她患上了白血病——这可能和刘胜富家的装修材料有关——并且一如所有悲情故事一样,她被刘胜富家抛弃。在亚莲死去前出现的幻觉中,她终于拥有了自己整洁而漂亮的房间。这个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的结尾让人心情沉重而悲伤,而这个看似俗套的故事也因为作者精巧的文笔而具有了不俗的品质。肖勤(仡佬族)《长城那个长》中的朱大顺开了个影音工作室,为了结交“权贵”,朱大顺帮助文广局局长孙平找情人打掩护,却让自己陷入尴尬之中。平民百姓的“一地鸡毛”式的生活,折射出当下世风急剧变化时代个体的挣扎与无奈。

  朝鲜族(翻译)小说具有典型个案的意味,由于靠近韩国,出国打工成为当地普遍现象,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引发了作家的思考。林元春(朝鲜族)、孙文赫翻译的《妈妈》中留守老人和空巢儿童的题材无疑是这种新背景下才出现的文学现象。蔡云山(朝鲜族)的《土地的儿女们》将农村比喻为一个破碎的泥盆,人们像漏网之鱼一样纷纷逃离到城市与国外。学万老汉的女儿玉丹因为丈夫在韩国打工,自己出轨,闹得净身出户。德俊老汉的孩子们在外地或者韩国个个都混得不错,要接他到青岛,离去前的德俊老汉捐出了儿女们寄来的钱,要为故乡建设出力。玉丹和丈夫重归于好,孕育出新的一代,要守护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这样的情节设置表明了作者在乡土日益分崩离析的当下一种美好的愿望。

  另一些朝鲜族作品在反映现实上也各具特色。金锦姬(朝鲜族)的《拨浪鼓》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单亲家庭出身的女子如何跨越心理障碍,最终接受了自己女儿的故事。小说的价值不独体现在它所揭示了很少为人所注意的女性生理心理疾病,比如产后忧郁症等问题,而且通过独特的叙事腔调和情感表现方式显示具有特定族裔特色的风格,这种语感和情绪色彩,即使是通过已经翻译成汉语的文字也可以感受得到。假以时日,当它发展成熟,也许可以为汉语文学提供一定的借鉴。全春花(朝鲜族)《我的另类妈妈》中“我”的妈妈似乎是个没心没肺、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但是自从父亲死后,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毫无怨言地腌卖咸菜来供养“我”。这是一个真实的当代女性形象,提供了关于女性书写的一种新的维度,突破了既有的贤妻良母的种种刻板印象,而使得人物有血有肉,可感可触。许连顺(朝鲜族)《虚构的美丽》中,人到中年的朴记者长相如同毕加索笔下的阿维农姑娘,在一次被上级挖苦后,一气之下走进了整容医院,却有了两侧不对称的脸孔。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作品,细腻地刻画了整容者的心理,如同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时间》开头那段整容镜头一样,在残酷中直面人生阴暗面。

  在城市题材中,木琮尔(蒙古族)《窄门》的笔触如同锋利的刀片直接切入当下无法回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现实。小说的手法极其写实,使得它带有一种社会扫描的文献性质,“北关大学”这一北京边缘地带的大学因此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严英秀(藏族)《一直对美丽妥协》写的是一群都市女性养生馆中的美容美体师,这群性格各异、追求不同的女孩子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女性同盟,在美容馆这种社会肌理的一个节点中以共同体的姿态面对周遭的变故。陈克海(土家族)的《拼居》是个当下的“生活流”,同上世纪90年代池莉等人的作品做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社会转型不容置疑的轨迹。即便是涉世之初的年轻女孩对于世事人情也洞若观火,从而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自我保护姿态。原子化的个人不再相信道德和真爱,并且丝毫没有超越与飞升的欲望,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过于精明的青春,幸与不幸,也许只有多年后回过头来才能略窥端倪。

  儿童题材的作品也有新的收获。珀·乌云毕力格(蒙古族)的《选班长》虽然写的是小学生,但是却指向了更为严峻的成人现实:选举制度及其背后的腐败行径,其内核和容量都超越了篇幅的限制。雨燕(土家族)《旺子的后院》中的财旺以屠狗为生,四岁的儿子旺子天性怜悯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财旺为了让儿子安心,四处告贷出门做生意,却沦为传销的帮凶锒铛入狱。出狱后生活依然没有出路,想重操旧业,却又无法面对儿子的目光。小说呈现了一种沉重的现实,生活于底层的民众对于生活永不放弃,然而却又无路可走,面对童心和功利的斗争与纠结,作者也无法给出虚幻美好的承诺,只有抑郁而沉重的叹息。马笑泉(回族)《泪珠滚动的鲜花》中,11岁的小学生林小青面临着人生中的第一次送礼,家境贫困的她冒着被其他小孩欺负的危险清早跑到梅山公园采集映山红,当老师亲手将她费心劳力精心准备的鲜花抛弃于地的时候,读者不难想象她的心灵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即便是身处边远地区也无法抗拒时代的大潮。郭雪波(蒙古族)的《琥珀色的弯月石》是个虚构的小说,却隐含了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城镇化带给农牧民的冲击、留守老人、空巢儿童、南方工业化的污染、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等等,作者无法给出答案,但是用美好的结尾提出了和谐愿景的期盼:主人公一家人终于团圆。这种现实的无奈也许只有在回忆的温情中才能缓解。马金莲(回族)的《远水》就是一篇充满慰藉的作品,如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小女孩“我”的眼睛观察扇子湾这一个小山庄的悲欢离合、爱恨苦乐,因为浸润着作者的柔情蜜意,连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是个有爱的小说,在对于南沟饮驴的细节不厌其烦的描写中,在若有若无的惆怅中,让人窥见普通人生平淡而奇妙的起承转合。

  现实似乎充满阴霾,然而文学超越性的底色也频繁闪现,尤其体现在一些具有幻想色彩的小说中。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的《熊与兔》是个让人惊喜的作品,读来有种村上春树的感觉。小说在逃婚的遐想与结婚的现实间游走不定,超现实的描写似幻却实,“熊”和“兔”象征了世间的纯洁、美丽和真诚,又充满了安房直子童话的洁净、质朴与直指人心。杨瑛(蒙古族)的《苹果不再从天而降》是一篇以动物童话面貌出现的成长小说,以一个蚂蚁的家园被毁,在森林中苹果树上流浪为主线,描述它所遇到的蜘蛛、七星瓢虫、蝴蝶、小鸟、蜜蜂以及树爷爷的教诲,慢慢认识到繁茂和艳丽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小说清新动人,婉丽可喜。尤其具有民族特定文化品质的作品如胡安什·达来(哈萨克族)的《伤声》,关怀现实而又不落于鸡零狗碎的素描。它的第一节以抽象的声音直指莫测的心灵和玄妙的感受,“心跳”一节则用浪漫主义式的反讽讥刺失去崇高的现实,“乞丐”一节用民间故事般的朴素嘲笑那些吝啬的人们。这几个断章连缀搭配,仿佛冬不拉的琴声,悠扬又隽永。

  更为传统的则是关仁山(满族)的《滹沱喇叭》,写退休乡长老薛依然受到剃头匠耿老亮的热情对待,心中过意不去,以他在官场得来的经验,觉得一定是对方有求于己。他四处打探得知耿老亮儿子的铆钉厂收不回家具厂的欠账,就主动替他讨账,又牵扯出乡政府欠的三角债。其结果是事与愿违,老薛要账不成,反倒使耿家的铆钉厂断了业务。小说见微知著,以小小的滹沱喇叭作为文眼,写的却是当下社会的怪现状。而马金莲(回族)的《蔫蛋马五》中,更多是对于无数辛勤朴实的平凡农民的体恤。他们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坚守了无怨无悔、踏实苦干的传统美德,作者在对他们平视的笔调中,充满温情,回响着赵树理式的现实主义。

  以上扫描式的述评,只能大致勾勒出2011年民族小说的基本风貌。它们所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如何既保持民族性的特色又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如何在变化不定的时代中坚守文学的理想,如何发挥其特定的文化引导价值,如何呈示心灵的历史,如何书写广袤深刻的现实,它们既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又提出了未来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作家们的,也是批评家们的,更是所有对于文学抱有期望和热爱的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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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文艺报 2012年01月09日

刘大先   助理研究员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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