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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
发布日期:2011-09-22  作者:傅玛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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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2年11月28日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发表的教授答辩报告《搜集·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书面转录的理论与实践》,原文为德文版,原刊于ORIENS EXTREMUS(HAMBURG)2002年第43号,第221—236页。现首次发表中译文,本文根据中国读者的实际情况,已对德文原文略有删改。 中国搜集口头文学活动及其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文字使用的最初时代,也延续到现在。对20世纪初到1949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已有人做过较详细的研究,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仍被西方汉学界搁置一旁。但西方学者应该注意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背景和成绩,特别要注意钟敬文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的进行情况和资料成果,以便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这一复杂问题中的某些细节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口头传统 钟敬文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在中国,口头传承至今仍然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有生命力的传统。人们采用众多的叙事形式与类型,重新讲述古老的故事,转述个人的亲历事件,传播客观知识,评判人间是非。口头传统为人们的经验和日常知识、地方性的历史事件、传闻、幽默的智慧、道德评判和艺术趣味提供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在职业故事讲述者之外,口头传承是日常生活中与讲述活动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的艺术。一个简单的母题,如充满治人欲望的婆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文本类型当中,包括口头俗语、谚语、惯用语、笑话、轶事、故事、传说、回忆、寓言、俗谣、民歌、曲艺、手指游戏或数数儿歌。民间叙事的研究者、民俗学者、文学作品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在研究口头传承时,依赖的是固定的口述文本。尽管仅就技术而言,当今时代具有重现声像的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固定文本形式仍然是书面文字。对口传内容的每一次书面转录,都意味着将口头形式的翻译成书面形式的,由此引起的对口传内容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民歌、俗谣和其他的短小韵文等易于记忆的形式,尚可以比较容易以韵文的形式被重新转写出来,可是,对民间叙事文字的转录就相对困难了。长期以来,欧洲搜集者们把民间叙事的文学化当作书面转录的有效手段,格林兄弟可以最好地代表这一趋向。19世纪以后,伴随着唱片录音(19世纪末)和磁带录音技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发展,一种严格忠实于字词的故事记录方法被日渐采用并得到逐步发展。这一学科的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协会”(ISFNR)将对口传作品进行忠实于字词的书面转录规定为该学科当今通行的学术准则。

  受制于汉字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录民间文学的道路。在当代中国,转录民间文学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提倡在将口头传承的内容转化为书面形式的时候,仅对其作部分的、(必需的)加工,对其余的部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要求尽可能地与原初资料保持一致。在这样的规定下,中国民间文学便有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即口传的原初资料、用于研究目的的资料以及服务于道德教育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正式出版物。

  中国的口头文学搜集及其文字转录可以追溯到文字使用的最初时代。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艺术家和文人受民间文学影响(并将民间文学的内容纳入他们自己的作品中)的实例。因此民间文学的母题形象在各种不同的文献形式中都非常丰富多彩。现、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被称为“世纪运动”。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迫向欧洲敞开大门,接受欧洲影响,这曾使知识分子们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软弱无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激进派学者们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努力,导致了他们拒绝使用经典的古代汉语,而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白话。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俄国和欧美的学术思潮影响下,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口头传承(注:赵卫邦(Chao, Wei-pang):《现代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s),原刊《民俗学研究》(Folklore Studies), Peking, Vol.Ⅰ, 1942, pp.55—76, Vol.Ⅱ, 1943, pp.79—88。另见:洪长泰(Hung, Chang-tai):《到民间去—1918至1937年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洪长泰(Hung, Chang-tai):《战争和通俗文化:现代中国的抵抗,1937—1945》(War and Popular Culture.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陈云根(Chin, Wan-Kan):《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1919—1945):从欧洲民俗学对中国传统影响角度出发的关于民间文学搜集、国家行政管理和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相互关联的比较研究》(Die Folkloristik im Modernen China(1918—1949).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zum Zusammenhang zwischen Sammelarbeit, Staatsverwaltung und Nationenbildung im Blick auf die Chinesische Tradition unter dem Einfluβ Europischer Volkskunde).Aachen: Shaker, 1997。),“到民间去”成为一种政治运动[1]。他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和乡村浪漫主义者的代表者们,力图寻找民族的文学,并抱有以此为手段改变“民族性格”的雄心壮志。我们如果考虑到历史悠久的民歌搜集传统的话,可以说,这类对口传文学的重视是中国的一贯传统。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所作的努力,为一种新形式民间文学的出现和形成奠定了基石。在20世纪末期,这一民间文学运动以一个意义深远的、全国性的、搜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峰。

  由此观之,一百年来被搜集记录的民间文学作品、考察报告以及手稿、录音和图片等珍贵资料都得以留存。如果把外国传教士和民族学者在中国搜集的资料一并计入在内的话,可以说,我们今天已拥有相当可观的研究资料。

  对20世纪初到1949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已经有人做过较详细的研究,如洪长泰(Hung, Chang-tai)和陈云根(Chin Wan-kan)。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民间文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被西方汉学界搁置一旁。本文将勾勒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背景,集中关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的进行情况和资料成果,以便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这一复杂问题中的某些细节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序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民间文学的搜集才成为独立的、私人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同民间文学研究群体的工作结果,而这些群体的形成,基于20世纪初期不同的学派和学者。

  从五四运动中走出,并对当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不久前辞世的钟敬文(1903—2002)。钟敬文出生于广州,是中国最早的民俗学者之一。由他所代表的学派坚信,在社会政治允许的前提下,为了研究的目的,有必要在书面转录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口头传承资料的原初面目。

  在共产党内,也有人很早就认识到,可以有效地利用民间文学,教育党的基本依靠对象农民阶层。广为人知的是,毛泽东本人曾经一度亲自搜集民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延安解放区最早的整风运动中,深入农村搜集民间文学,并对此加以研究,被确立为将来的一项中心工作。与此同时,延安也积累了如何将民间文学用于政治宣传的经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预先确定了以后几十年的(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属于延安学派、至今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导人物,是1913年出生于山西的贾芝。他的追随者们倡导对民间文学的彻底更新,他们要在记录转写民间文学的过程中进行大幅度的改变,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此外,在苏联学习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知识分子,也把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带回中国。

  50年代初,若干大学的中文系曾经开设了民间文学专业。在全国范围内,民间文学研究者的专业协会是“中国民间文艺家研究会”,各省市分别设立了分会,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特点和地方特色,并追随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都热衷于出版工作,编辑出版专业杂志是他们的业务内容之一。此外,培训搜集者、组织搜集活动、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书面转写民间文学的整理的活动进行讨论等,均由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进行,“民间文学干部”们被委托对内部出版物和公开出版物进行检查把关。

  中国日常生活的逐步政治化,尤其是50年代末的整风运动,也波及到了民间文学:知识分子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对农民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对数量众多的作家、教师、学生、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不同职业群体的代表来说,搜集民间文学也是他们接受思想教育的一部分。他们从城市到农村,在调查期间,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向他们学习。他们的任务是对民间文学“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注:丁乃通关于这一时期写道:“这一阶段的消极一面是,来自官方的指示要求民间文艺不仅要被搜集、保存和研究,同时也要被‘改造和提高,以便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民主性的文学和艺术’。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产品必须与民间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与那些天然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因素区分开来’。由于语言表述上不够清晰,民间叙事的搜集者和研究者对这一基本原则各自有不同的理解。”,TING, NAI-TUNG 1997/1999: 1348.)。

  关于如何整理搜集来的口头传承作品,自5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和争执,不同学派在此问题上各持己见。不过,在对民间文学的书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检查时,他们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共识。比如,他们都把民主的和革命的成分当作“精华”看待,对所谓“黄色”主题和所谓的“封建迷信因素”,一直视为“糟粕”。直到80年代,对社会中个别群体和少数民族的侮辱性内容,均被认为具有“错误的阶级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对色情和宗教因素的禁止,则在中国由来已久,并非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才开始的(注:傅玛瑞(Flitsch, Mareile):《吉林长白山地区民间叙事传统中的人参体系》(Der Ginsengkomplex in den Erzhltraditionen des Jiliner Changbai-Gebietes), Frankfurt a.M.: Lang, 1994, also《习俗和故事中的“索拨棍”:吉林汉族民间文学中挖参人的物质文化》(The Suobo Staff in Custom and Tale.Ginseng Seekers' Material Culture in Jilin Han Folk Literature.), in Techniques et culture, Paris: 29, 1997, pp.41—65, also《搜集整理:从口头到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间文学的整理过程》(Souji zhengli-Vom Wort zum Text.Volksliteratur in der VR China im Proze Bihrer Systematisierung., in Bernhard Führer Hg.In Zensur: Text und Autoritt in China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also Der Kang.Eine Studie zur materiellen Alltagskultur buerlicher Gehfte in der Manjure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5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路线斗争的发展,民间文学内容的政治标准也变得日益严苛。严格遵照原初资料的搜集整理方法受到批评,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改旧编新”方法在60年代初期占据了上风。这一进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高峰,这便是对民间文学的完全拒绝,因为民间文学作为“四旧”之一,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发生改变的因素。许多搜集者和研究者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目标。

  直到1978年以后,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得以恢复,与此同时,钟敬文和许多其他学者也得以平反。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确立了新的方向。首先,他们要集中于长期被忽略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他们认识到,以往的岁月损失巨大,而中国的现实日常生活将在短期内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要再次实施搜集民间文学资料的计划,是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因此,中国产生了新形势下的首例民间文学国家项目申请报告书。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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