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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的蒙古族史诗与希腊史诗
发布日期:2011-09-06  作者:吴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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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史诗的定型流变、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自然审美差异、社会的转型和个人意识的觉醒、深刻的命运观等四个方面对东方的蒙古和西方的希腊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史诗进行比较性探析,以期探索史诗作为人类早期文化文本的基本特质,借以揭示蒙古和希腊两个民族文学不同的审美走向,并在跨文化视野中解读史诗中所蕴涵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质。

【关 键 词】史诗/民族/文化/比较

  史诗,作为人类审美行为中从语言过渡到文字的特殊文本,是一种古老而宏伟的文学体裁,是人类文明进程宏观而形象的概括,也是人类文明反思的启示录。一部优秀的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1],各民族都把自己的史诗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蒙古民族和希腊民族都拥有悠久辉煌的史诗文化传统。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因其对古代希腊和蒙古民族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和文学建构,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成为他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几部史诗作品都取材于两个民族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传说中的英雄为原型,既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又表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并以丰富广阔的画面,智慧地揭示出人性的振幅,真实地记录了文明前驱的轨迹。各民族的史诗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分布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范畴,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同或相似使人们在生理和心理结构上存在着极大的共通性。此外,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进程。人们对客观世界往往产生相同或相近的理解与感知。人们之间的审美观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切近的,所以,各民族的史诗文化也总是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特征。但也要看到,各民族史诗毕竟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创作,所以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质也并不完全趋同。蒙古和希腊这两个民族的史诗,在审美理想、文化精神、文学表达方面,还都存在明显差异。在不同的民族心理、文化环境、宗教信仰影响下,两个民族的史诗创作又各具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色彩。史诗的同质特征带来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上的认同,异质现象则突显出各个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

  一、史诗的定型流变

  史诗是长期积累、流传、聚集、积淀而不断扩充、丰富的民族文化结晶。原始民族史诗一般都起源于民间歌唱,经数代演唱者以口头吟诵的方式传承下来,它不是在较短时期内创作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创作与传播。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史诗情节才逐渐增衍,内容日益完善,艺术上也日趋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会将时代的宗教意识、思维理念和生活形态刻意地填充进去,并依据不同的审美喜好对其进行增删修改。一部民族英雄史诗,从产生到形成,到最后定型往往会经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

  我国的少数民族史诗《江格尔》是在各地区蒙古族民众中以口头形式流传着的英雄史诗,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演说版本。它从产生到现在依然处于流变之中,仍然属于“活态”史诗。口头传承是《江格尔》史诗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蒙古语叫做“江格尔奇”,他们是《江格尔》这部不朽的英雄史诗的保存者和传播者。目前,在新疆卫拉特地区,仍然有多位大师级的“江格尔奇”在传唱这部伟大的史诗。这些演唱者,不仅是史诗的演唱者,而且在演唱的过程中还参与了史诗的再创作,影响了史诗的流变。在演唱时,他们会对原有诗篇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以适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审美倾向的听众的需求。所以《江格尔》从产生到现在拥有众多的译本和抄本,它们与早已定型的希腊史诗不同,是始终在民间流传的活态史诗。

  一部英雄史诗定型的快慢,和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希腊史诗的定型是比较早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荷马史诗抄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雅典执政官庇士特拉妥的领导修订下,史诗内容趋于完整。公元前二、三世纪间,经亚历山大城几位学者最后一次编定之后,史诗就有了定型本,基本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此后内容就少有改动了。这与希腊奴隶社会高度发达的历史文化有关,社会的发展,部族间的不断融合,国家的统一必定会带来文化上的认同。而蒙古族史诗经历的流变时间远比希腊史诗漫长,具有庞杂的口头体式和手抄本,直到印刷本出现后,史诗的面目和内容才逐渐相对稳定下来。其漫长的流变与甚晚的定型主要是由社会生活和宗教传统的特殊性决定的。此外,蒙古游牧民族的分散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文化的统一。

  此外,区域文化空间的不同也是促使史诗流变的重要因素。希腊民族是海上民族的代表,他们对异邦文化总是怀着比内陆文明大得多的好奇心和宽容心。在希腊神话和史诗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到东方,特别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影响。频繁的海上战争和海上贸易扩大了希腊人的视野和胸襟,使他们易于摆脱狭隘的地方性偏见和传统习俗。面对众多的异文化参照,古希腊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更善于取舍和调整,在不断地否定与接收中渐趋完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希腊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古代近东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而《江格尔》是产生和流传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的游牧文明史诗。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长期生活在内陆深处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文化状态里。在这种文化区间中,很难形成航海民族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宽广的文化包容心,因而构成较封闭的文化体系,所以蒙古民族在固守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比希腊民族要坚决得多,这种文化和生活心态使他们很难扬弃固有传统,批判和否定精神也没有希腊人那么强烈。具体到蒙古史诗的创作,在史诗的流变过程中,新的宗教和道德理念不断涌入,但旧的观点始终没有被扬弃,因而导致了其内容体系的庞杂和定型的困难。

  二、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自然审美差异

  古代的先民对自然有很大的依赖性,与自然的关系极为密切。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对美的感受和表达方式,自然环境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会产生深刻影响。从史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中,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迥异的审美思路和文化心理。

  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有许多对自然生命饱含深情的描写,再现了古代蒙古游牧草原的自然风光。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他们生活、繁衍的乐土。“成群的野兽到处出没;走到平原上眺望,肥壮的牛羊到处游走。那里有绿油油的草原,长着马群喜欢吃的博特格草,绵羊喜欢吃的白山蓟,驼群喜欢吃的东格草,山羊喜欢吃的矮蒿草。额尔其斯本巴乐土,有无数条河流,还有三个蔚蓝的大海。那里没有干旱的春天,只有丰硕的秋天;那里没有风沙的灾害,有的是肥壮的畜群;那里没有严寒的冬天,只有温暖的夏天”[2]。史诗生动地描绘出蒙古草原的独特风光。蒙古民族重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大自然在蒙古民族的心里是充满亲情的,是人格和心灵化的象征。草原哺育了世代在那里生息繁衍的人们,它的苍茫、辽阔也塑造了蒙古民族独特的个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更加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铸就了内涵深刻而丰富的草原文明。在广袤的大地上、无垠的草原、奔腾的河流、飞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千姿百态的花草,赋予了蒙古民族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这就使得蒙古民族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热爱自然生命的审美意识非常强烈。史诗对自然景色精心出色的描写,表现出蒙古人民对自然的敏锐感受力和强烈的自然崇敬心理。史诗对江格尔理想王国宝木巴的塑造和描绘更充满了对自然美境的礼赞,“江格尔的乐土,辽阔无比,……。巍峨的白头山拔地通天,金色的太阳给它撒满霞光。苍茫的沙尔达嘎海,有南北两个支流,日夜奔腾喧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在芬芳的大草原南端,在平顶山之南,十二条河流汇聚的地方,在白头山的西麓,在宝木巴海滨,在香檀和白杨环抱的地方,矗立着江格尔的宫殿”[3]。从史诗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蒙古民族对自然美丰富而细腻的审美情愫。在他们心中,自然的永恒神性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一样,同是长生天的创造,同是宇宙最高和谐原则的显现。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荷马史诗》与蒙古族史诗不同,更多描写的是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表现的是海洋文明的文化因子。在对强大冷峻的自然威力的描写中,体现人与自然距离、隔膜的对立心态。首先,多次写到了洪水、旋风、暴雨、巨浪、水灾、雪灾等当时还无法完全战胜的自然灾害。如在《奥德赛》中描写到“阵阵强劲的西风,扫过一大片密密沉沉的谷田,来势凶猛,咆哮呼喊,刮垂庄稼的穗耳,摇撼着茎干”[4]。自然的强大破坏力使人们对其充满了敬畏。其次,表现出人与自然的抗争,反映了古希腊人在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对自然的神秘和伟力积极探索并不甘示弱的精神,体现出他们既膜拜自然又企图征服自然,既把自然神化又要支配自然的复杂心态。在《奥德赛》中,自然经常幻化为妖魔或神祉作为人的对立面存在,而人类强烈的生命力便在战胜和征服种种神魔中显现出来,如奥德修斯与魔女基尔克、海怪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的斗争。在与自然的争斗过程中,人的内在力量进一步增强,更多的智慧因素渗透进来,人开始成为自然的主宰,而不再仅是弱者和失败者。如史诗描写到,赫耳墨斯执行宙斯的命令时,“他踏临皮厄里山脉,从晴朗的高空,扑向大海,贴着浪尖疾行,像海鸥搏击惊涛,穿飞荒漠大洋的骇浪,捕食游鱼,在咸水溅起的泡沫里振摇翅膀,跨越伏连的浪水”[5]。英雄穿梭于自然之间,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征服自然的昂扬精神和自信。面对狂风巨浪等自然灾难,人们已不再认为它无法战胜,而把这些自然灾害,看作搏斗后可以征服的对象。人们在对自然的敬畏中,又不断冲撞着自然,渴望凌驾于自然之上。

  从蒙古族和希腊的这几部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游牧民族代表的蒙古民族与自然有强烈的依存关系,对自然怀有崇敬的心理,积极地寻求与自然的对话,追求物我同一。而孕于海洋文明的希腊史诗则侧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在对抗中寻找和谐。总之,以自然美为切入点来解读两个民族的史诗,我们不但能体味出他们与自然迥异的关系,而且也能感受到这两个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

文章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1 页号: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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