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苗族的东方学文本——评雅克﹒勒莫瓦纳博士的《讲述真理》
发布日期:2011-04-12  作者:杨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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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诘问自以为智者

  将苗族作为他者研究的几位西方学者,近年来在其英语世界的西方语境中突然变了调,对苗族进行否定性的解构。这一变调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解构大合唱”的一部分。其中的雅克博士是激进者,他带着法兰西帝国的旧梦和对中国的政治仇视,用后殖民的东方学话语,在《讲述真理》文章中声称,他有“责任”以“拯救”者的身份向苗族“讲述真理”。用他的“科学知识”来揭露“中国政客的隐秘渴望”,“帮助拯救”“中国(H)蒙”解除“中国建立苗的政治身份”,“启蒙”苗族学者去“撕破”所谓“在中国由苗族自治州政治强加于苗族研究”的“民族束缚”。他鼓动(H)蒙人“剥去一个相似的‘苗族束缚’”,成为“中国的(H)蒙民族”才能“给(H)蒙社会带来活力”。他掩饰不住他的担心,担心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的(H)蒙人加强对苗族的身份认同。他“迫切希望”冲破“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压力”,将苗族的(H)蒙人、克雄、Hmu等从苗族中解构出去。其不言自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分裂苗族。

  雅克博士还在《讲述真理》中说:“它则解释了杨培德教授对我无知的愤怒反应,那时,我在肯考迪亚大学讲演期间表明,出生在台江的、有显著苗历史特征的张秀眉不是一个(H)蒙而可能是Hmu。”雅克博士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2008年4月,那时我接受美国肯考迪亚大学苗族研究中心熊李保教授的邀请,参加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苗族学术会议。会议安排我在大会的开幕作演讲,安排雅克博士作会议结束演讲。雅克博士在演讲中大谈苗不是蒙,蒙不是苗,苗是不好的名称,蒙才是最好的名称,蒙不应该用苗的名称,而贵州省台江的张秀眉是苗不是蒙等等。他演讲结束时,我当着大会近200多位学者和听众的面向他诘问。

  杨:请问雅克教授,张秀眉的民族苗语自称是苗还是蒙?

  雅:张秀眉的民族苗语自称是苗不是蒙。

  杨:张秀眉这一支系苗族苗语自称为Hmeb,并不自称苗。请问雅克教授,有苗语自称苗的吗?

  雅:有。

  杨:哪里有?

  雅:湘西。

  杨:湘西这一支系苗族苗语自称仡熊,也不自称苗,苗是汉语他称。

  对话结束,雅克教授神情颓然地躺在座椅上。

  经过这次对话,雅克教授并没有为了弄清真相再到中国对苗族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是固执地坚持对中国的政治仇视,用预设的东方学后殖民理论解构苗族,在2009年写下了《讲述真理》的论文,从论文中可以感受到他有一股殖民主义者固有的仇视情绪,说他是用政治仇视进行研究的后殖民人类学家并不为过。对于这样的人类学家,应该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办法:“反复盘问不智而自以为智的人。”美国当代哲学家艾德勒在《大观念》中也告诉人们用这一办法:“通过反复诘问,向他们揭示出他们处在错误中,他们认为自己具备这种知识,其实他们并不具备。这就首先把他们还原为无知,以便他们以正确的心态来探究和学习。”

  二、社会科学知识是中性的吗?

  雅克博士在《讲述真理》中以一个启蒙者和拯救者的西方后殖民人类学家身份,在后殖民语境中对苗族及其蒙人说,他有“责任避免(H)蒙研究的时代的政治和学术幻想,沿着唯一正确的方向前进:科学知识”。他要用“科学知识”打破“中国建立苗的政治身份”。打破“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压力”。并且自称“我的观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角度”。雅克博士站在欧洲知识分子的种族中心主义角度,带着法兰西帝国殖民者对清朝时项从周领导苗族抗击法国侵略中国领土的殖民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对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仇恨。他用后殖民语境预设了一个没有“科学知识”,浑浑噩噩而误入歧途的羔羊——苗族,这只羔羊正在等待他去“拯救”。他自信地假设说:“我猜测,中国的(H)蒙,他们的民族团体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并提供给他们如此望尘莫及的跨国性。他们当然希望国外的(H)蒙研究者,帮助拯救他们自己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资料而非政治神话的名义,把他们返还到真正的文化根源。”雅克博士在这段话里表露了他的殖民心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历史上的殖民者为了殖民的正当性,曾经编造出被殖民的他者因不能自己救自己才主动请求殖民者去进行拯救的殖民话语。法兰西帝国殖民者在1883年从越南北部入侵中国受到项从周领导的苗族抵抗时,使用的就是“拯救”这一殖民话语。而现在,法兰西帝国梦还没有破灭的雅克博士,又捡起“拯救”这一殖民话语。他只不过用旧酒装新瓶的包装手法,将持枪的法兰西帝国军队换成了“国外的(H)蒙研究者”,将历史上的殖民持枪“拯救”者换成了当今的后殖民握笔“拯救”者,枪炮“拯救”与研究“拯救”虽然手段不同,别有用心的目的却没有变,异曲同工之妙不可言说。

  在西方长期的殖民历史中,“拯救”一词作为奴役殖民地的权力话语被殖民者生产出来,充斥在所有的殖民知识语境中,以至于殖民地的人们在无形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语词。因此,直到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时代,雅克博士这样的殖民主义后裔仍然无所顾忌地在“科学知识”的包装下,继续在其文本中不断生产复制播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不乏其人对此作过反思,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就反思说:“作为被描述的对象,非西方人的心声和愿望通常是被置于由西方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来看待的。”他们还说:“用19世纪英、法国会议员们的话来说,‘白人的责任’在于要将这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从几个世纪的衰败、疾病、愚昧和政治腐败中拯救出来,在于用教育儿童的办法来教育这些非白人社会里的人们。”对于这些反思,雅克博士不予理睬,他仍然顽固地坚持殖民的“拯救”。

  那么,后殖民“拯救”者是谁,雅克博士舍我其谁地宣称,“拯救”者就是他自己。他说:“我获得了金鹰奖的苗族研究。”“过去40年来,我在中国的(H)蒙研究以及我个人收集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数据(包括﹙H)蒙和苗)相当全面,时间上包括过去千年。”“我想我是第一个在我1968年论文附录中指出苗族有三个主要语言的人。”狂妄的雅克博士如井底之蛙,孤陋寡闻的他并不知道中国的苗族学者在1956年已作苗族语言调查,确定苗语三大方言并创制了三个方言的苗文。雅克博士用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傲慢,认为他的苗族研究天下第一,他理应作为“拯救”苗族的“上帝”。这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在《论个体主义》中讽刺的那样:“法国人有意识地推崇的仅仅是普遍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但天真地将自己与它等同,以至于自视为人类的教师。”对于法国的殖民种族中心论,早在1930年,弗雷德里希﹒西布尔就提出了批判,他质问上帝是法国人吗?。雅克博士对这些批判不屑一顾,仍然认为上帝就是法国人,而且上帝就是那个获得金鹰奖的法国人雅克。理由是“直到最近,苗族多重身份的真正复杂性,从未通过我们中方同僚的大量出版物浮出水面。”在雅克博士的后殖民“科学知识”语境中,苗族及其(H)蒙还处于不会发声的初民状态,就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雅克博士看来,这个“别人”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萨伊德所说的东方学家,“东方学家自己认为,是将东方从他所认定的默默无闻孤立隔绝和奇特怪异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雅克博士为什么要执着去充当“拯救”苗族及其(H)蒙的“上帝”,要当东方学家。想解开这个谜只要回头去读法国19世纪诗人波尔尼耶的诗就明白:“干活去呀!法兰西的兄弟们,/为全世界开辟这条新的道路!/这是留下过你们先辈英雄们的足迹;/向他们一样,/在金字塔下勇敢无畏地斗争,/四千年的历史在凝视着你们!/是的,为全世界!/为亚洲和欧洲,/为那些被黑夜笼罩的遥远国土,/为狡诈的中国人和半裸的印度人;/为那些快乐、自由、仁爱和勇敢的民族,/为那些邪恶的民族,/为那些受奴役的民族,/为那些被上帝遗忘了的民族。”。类似这种“上帝是法国人”的殖民话语成了法兰西帝国的传统,比如圣—马克﹒吉拉丹尔在1862年3月15日的《东方与西方》杂志上曾写道:“法国在东方有许多事情可做,因为东方对她抱有很大期望。”在上面引述的波尔尼耶和吉拉尔丹“上帝是法国人”的殖民话语中,其话语的共性都是殖民,所不同的是前者狰狞,后者伪善。

 

文章来源:中国苗族网 201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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