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问题
发布日期:2011-04-08  作者:马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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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与孙中山(前排中)在东京合影。资料图片

  就任何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之一,而因民族问题引发的民族主义则在其中显示出推波助澜、与时俱进的巨大冲击力量。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 孙中山及其秉持的民族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反满和反帝两种民族情绪的混合与融汇

  近代中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严峻的民族问题。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满族统治者借助国家机器对国内各民族实施的统治与压迫,令以汉族为代表的各被统治民族产生“斩之以刃,荡之以血”的扼腕之恨;在国家外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使得各族人民常有“殷鉴不远,覆车在前”的痛楚之叹。“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的双重民族问题,迫使孙中山等人意识到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故欲避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章炳麟等爱国志士的鼓吹下萌芽。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产生,便是反满和反帝两种民族情绪的混合与融汇。其出现的标志之一,是秦力山、沈翔云和戢元丞等人于1901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国民报》,而这份“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的政论月刊恰恰是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支持下诞生的。

  事实上,孙中山在这之前就对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及解决之道有所感悟。1893年冬,他邀请志同道合的尤列、陆皓东、郑士良、魏友琴、程奎光等人,倡议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兴汉会,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后来由于参加人数过少,没有形成组织。1894年,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表明了对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看法:“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1896年,他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对话中进一步表明了他强盛种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理念:“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而拥护之者,惟有成就我国之革命……”

  在孙中山、章炳麟、秦力山等人的鼓动下,以“大倡革命排满”、“排斥皇帝邪说”为主题的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渐成气候。有学者粗略统计,在1902年至1905年4年间,仅国外出版的排满革命报刊即达30余种之多。而在国内出版物中,排满文章更是连篇累牍,俯拾即是。1902年,因康有为《与南北美华商辩革命书》所引发的关于“保皇”还是“排满”的大论战,使孙中山等人一力倡导的“排满革命”民族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而关于西方民族主义“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国家”这一核心观点的译介,更加速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迅猛发展。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时说:“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必要者。”

  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有“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的社会共识,首先在于国内民族问题尖锐化,其次在于西方列强在中国进行势力扩张,使国内各族人民产生“亡国亡种”的心理预期。也正因如此,孙中山在历数满族封建统治者十一大罪状之后,提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之经纶”:“(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纵观1905年前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滋生及蔓延的某些具有规律性的特征。

  其一,民族主义的产生首先基于“刺激-反应”模式的民族心理活动。 就近代中国而言,这种刺激既来自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奴役,又来自西方列强对中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侵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理论通常认为冲突是由异族刺激和压制引起的。

  其二,受压迫民族曾经拥有的辉煌历史和由此而来的“帝国情结”,是民族主义得以滋生和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厄内斯特·勒南在《什么是一个民族》一文中指出:“一个属于过去和一个属于现在的两件事,合在一起构成了(民族主义)的灵魂和精神原则。”而“述英雄之伟业,借文字为鞭策之资;伤祖国之沦亡,发大声以醒同胞之梦”(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江苏》第4期,1903年),恰恰是促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民族主义往往从对异族暴虐统治的批判和本民族“帝国情结”的高扬出发,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异族统治者大大贬损,借以宣传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情绪。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倡导者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就连孙中山也把满族称为“不过黑龙江畔之野蛮游牧”和“塞外东胡”,甚至把清兵入关喻为“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不仅如此,他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也多以“蛮夷”称之。例如,将菲律宾人贬为“土番”,视北美人“蠢如鹿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凡此种种,其目的都在于迎合本民族中下层成员“唯我独大”的民族心理,并期望把民族主义改造成为“人类的另一种宗教”。

  其四,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要求自由的政治理念,总是要求占有或恢复对国家政权的独占。用孙中山的话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申民志而扶国宗”,以实现“民族建国主义”。

  综上所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的近代民族主义,是较为典型的民族主义。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观察在同时代人中无疑是颇具眼光的。但民族主义滋生以后产生的持续破坏力,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这一点,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后续发展中越来越清楚地得到验证。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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