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理性非为西方哲学所独有
发布日期:2011-02-25  作者:扎拉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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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辨理性是否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德里达说:“我想说……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将之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对德里达的话,杜维明解释说:“西方文化主流仍然是理性思辨传统……雅克·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一个重要预设,即将哲学等同于从希腊发展出来的思辨体系,这在中国没有,因为这不是它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话”版,2010年7月15日)

  中西哲学比较几乎都要涉及思辨理性问题。尽管讨论者对思辨理性的理解可能会有区别,甚至概念化形式也不完全相同,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大致是一致的:思辨理性是西方哲学所长,是中国哲学所短。杜维明大约也是出于这样的理解,解释德里达所说中国没有哲学。

  思辨理性在哲学发展乃至人类理论思维发展中,的确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哲学发展史表明,只有建立起思辨理性体系,哲学才能从史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理论学科。即使有哲学亦即有哲学思维,没有建立起思辨理性体系,就还是无法形成哲学学科的体系性阐述,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理论哲学学科。但是,由此而将哲学等同于思辨理性体系,提出没有思辨理性体系就没有哲学也是不恰当的。

  “从某种角度讲,哲学的性质、哲学自身的运动,就在于征服一切空间,在于不肯接受存在着哲学的某种外部。而哲学家正是认为哲学空间是不受限制,因此也就不存在着局限的那种人。而且他倾向的是将非哲学纳入、内化到哲学之中。”(《书写与差异》)德里达对哲学的上述解释,与他提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判断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既然哲学的性质在于“征服一切空间”,那么,又如何可以说仅仅在欧洲才会有“征服一切空间”的思维模式呢?

  即使不将哲学设定为思辨理性,仅仅提出思辨理性“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的“欧洲形态的东西”,也是不恰当的。思辨理性既包含人类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经验,也包含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经验,在本质上属于一般思维方法论。正像数学是超越个别文明的普遍性思维,以数学思维为重要模式的思辨理性也是超越个别文明的普遍性思维。我们不能因为欧洲数学系统化较早,就称数学体系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也同样不能因为欧洲思辨理性系统化较早,就称思辨理性体系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这是同一问题的具有对应关系的两个方面。

  在古代思辨理性发展最好的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的问题,有很多属于涉及世界本体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哲学普遍性问题。追溯哲学史还可以发现,古希腊仅仅是地中海沿岸人口不多、地域不大的小国。在古希腊学者建立思辨理性体系的时候,现在的西方思辨理性大国很多还处于半蛮荒状态。西方多数国家,只是在近代才接受处于东西方结合部的古希腊思辨理性传统。假如说思辨理性属于个别文明的非普遍性思维,那么,相隔千余年后的很多非希腊西方国家是怎么将它推广到自己的呢?又有什么理由称之为“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属于古希腊形态的东西呢?

  中国古代有那么多极度抽象的概念,尽管不重视系统化解释,如果没有思辨理性或者思辨理性要素支持,这些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和合”在一起“并行不悖”的?在历史发展中,思辨理性在不同文明中可能存在不同发展形态。这不意味着思辨理性欠发达的文明就不存在思辨理性,不意味着思辨理性只有古希腊唯一发展模式。在《野性的思维》中,斯特劳斯认为在当代土著部族存在着与现代文明平行的辩证法,也说明思辨理性并非仅仅属于欧洲的非普遍性思维。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则是强调中国哲学并非没有思辨理性要素。

  思辨理性本质上具有超越个别文明的普遍性。与此同时,思辨理性在概念化和体系化时,也会受到所由提出的个别文明局限,会显示所由提出的个别文明色彩。因此,由古希腊首先体系化和主要伴随欧洲文明发展起来的现代思辨理性,显然也会存在受欧洲特色影响的局限性,并不能等同于人类思维发展中形成的思辨理性全部要素或者全部特质。这就是说,当欧洲现代思辨理性体系传播到其他文明中时,既会促进其他文明思辨理性传统或者思辨理性要素的显现,也会形成对其他文明思辨理性传统或者思辨理性要素的遮蔽。如何认识欧洲现代思辨理性传播中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受到西方现代思辨理性遮蔽的中国传统思辨理性要素得到解蔽,促进中国当代思辨理性体系的完善化,乃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命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扎拉嘎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29

扎拉嘎   研究员 蒙古族文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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