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民俗学视野下“民间”的流变
发布日期:2011-02-15  作者:毛巧晖 刘颖 陈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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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巧晖1 刘颖2 陈勤建3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200062)

  摘要:“民间”是民俗学的关键名词,二十世纪“民间”理念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变化,这个变化中潜藏着知识分子对待民间的立场问题。而且在不同时期,由于具体背景的差异,“民间”内涵也有区别。

  关键词:二十世纪 民俗学 民间 民间理念

  中国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民间”,顾名思义即“民之间”,表达的似乎是一种空间概念,但又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它只是一种文化空间,表达的是文化地域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活‘环境’(environment)。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帮助加强了学科的划分。因而时间可能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空间可能受到地理学家们的关注,而社会科学的其他部分则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方面。我认为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科学是极为基本的问题。” [1](p155)的确如此,到二十世纪“民间”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名词。“民间”这种文化的空间是无法脱离它的构成基础“民”的,而“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民”的成分不同导致“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因此,从世纪初对“民智”的启蒙和开发,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与民俗学领域在“民间”交叉,这个历程中“民间”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本文笔者主要从民俗学的视野下进行梳理。

  一、二十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民俗学领域“民间”的萌生、发展和沿革

  “民间”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最早出现于西汉《春秋繁露》卷第四《王道第六》中:“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备一師以备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间,至死闾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显然,这里的民间是一种文化地域概念,和“闾里”、“闾巷”、“闾阎”意思相近。综观古代与民俗有关的典籍,“民间”之意大致可以分为表示“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个层面,其中又可以具体划为若干小类。

  文化地域之“民间”,具体大致可以分为:1,表示泛指的天下与人间两种意义。如《尚书注疏》卷九《商书》,“传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间”孔颖达疏为求

  诸天下。《论衡》卷七《道虚篇》,“河东号之曰斥仙实论者闻之乃知夫人去民间升皇天之上精气形体有变。”这里的民间即人间。但表示这两种意义的较少。2,与宫廷,官府相对的空间。如《后汉纪》卷第十四《后汉孝和皇帝纪下卷》,“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

  数失皇太子养于民间,群臣无知者莫不惶懼,邓后乃收皇太子于民间。”再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日仪。”3,与朝廷、官场相对,即所谓远离庙堂的江湖。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列者传第六十七,“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者,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4,与城、都城等较为繁华之地相对,意谓农村偏远之地,如后汉纪卷第二十三《后汉孝灵皇帝纪上卷》,“宠见老父,曰:‘何乃自苦来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尝到郡县。他時吏发不去,民间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圣化,今闻当见弃,故自力力送。’”

  民众群体之“民间”,具体可分为:1,与官方、官吏相对的民间之人,即庶民,庶众。如《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晋纪三十一》,“民间皆言圣人起兵事无不成,从之者甚众。”2,城市中与富贵人相对之民,平民,普通人。《东京梦华录》卷八《中秋》,“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3,农民。如风俗通义卷八《祀典•先农》,“孝文帝二年正

  月诏曰:‘农者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躬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今民间名曰官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

  这是前学科意义上对“民间”一词的理解,它为民俗学之“民间”奠定了基础,成为阐释“民间”的两个主体层面。学科意义上的“民间”从清末民初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西思想领域的差异。从清朝末年开始,他们就从思想领域出发探索强国之道,他们都发现了“民”,意识到了民众对社会、国家的意义。例如:黄遵宪提到:“……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归见当道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拯救之,……”[2] (pp1-2)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志向在“兴民权与启民智”,并指出化民的手段是“研究通晓民俗。”[3]而民俗就是民众的知识。梁启超也提到了“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理缺乏智慧不开……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4](p429)即提倡“开民智”和“新民德”。“开民智”就要让民众掌握知识,这就只有用民众的语言来宣传,即要实现言文合一,同时他通过文学的渠道宣扬西方的民族主义,在1899年和1902年两个年份里发起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旧文学从形式到内容进行革命,而且重点在后者,

  正如他所说的“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5]要将西方的精神灌输给民众。可见,他们都意识到了“民间”的主体“民”,及其文化知识,从政治、思想的视角,更重视前者,并将“民间”引进了20世纪学术界。

  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价值权威的空缺。康有为提出“定孔教为国教”,遭到了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鲁迅看到中国“本根剥丧”、“种性放失”,[6](p23),提出国民性改造问题。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针对社会变革,提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7]宣扬通过西方文化进行启蒙。后来借助《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文学革命。胡适提出 “不避俗语俗字”,[8]梅光迪在给他的信中说到了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9](p162)陈独秀在其“三大主义”中提出过“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他们都重视“民间”,并选择民间文学(或称民众的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必经之路。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伴随,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民俗学。“民俗学”一词最早由周作人提出。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刘半农拟订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号召和动员全国搜集代表人民心声的民俗歌谣,《简章》对入选歌谣资格的限定中,有一条是“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11](p184)所说的民间是一定地域空间,文化系统(因为社会所说的就是群体,而相同的文化又是人得以群的关键。)以及时间段中的民众对于国家、历史和政治的文化知识。周作人1919年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谈到 “‘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12]可见在周作人的理念中,“民间”就是“民”,从他具体的举例以及论述中,

  “民”指的是职业不同的农民(农夫与渔人)。这一时期,也有持不同见解者,胡愈之认为民间文学 “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13]他认为“民”是“民族的人民”。然而他的这种理念并没有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发刊词中提到了“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而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14]复刊词中,胡适写到“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我们今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也需要一些新的范本。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15]从这两段发刊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学与文学的天然的血缘关系,同时也意识到了“民间”对于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这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文学、尤其是对民间的态度的转变。而此处民间主要是指以白话为文化承载、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化传统不同的另一文化领域。

  从1918年歌谣征集活动开始,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中,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专门意义上的民俗学家,他们研究民俗学都是“兼职”行为,他们从个人的研究视角推动着民俗学的发展,并在20年代至30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个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因此要了解这一时期“民间”的理念,我们就要从各个领域出发对“民间”进行论述。

  首先,文学领域表现出了对“民间”的极大关注。这主要表现的两个方面。一是当时涉及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增多。1924年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胡也频、项拙、荆有麟、江善明、陆士钰等编辑,后由荆有麟一人主编,为《京报》副刊之一。后更名为《民众文艺》、《民众周刊》、《民众》,1925年11月停刊。)中登载了关于民众文艺的理论文章,各省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以农村为主。他们的理念与“到民间去”(后面要详述)相似。《妇女杂志》1921年第七卷第一号开始专门开辟了民间文学专栏,发表了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改刊基本上是按照该文的理念,认为民间文学从创作者是“民族全体”,登载各地的风俗以及民间歌谣、故事、谜语等。包括全国各地兼顾农村与城市,但更多关注妇女与儿童。只是该刊没有引起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视。另一个是将民间文学纳入到了文学的体系。1924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首次把中国文学划分为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两部分。[16](p1)但当时对于“民间文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有的称为“民众文学”或“平民文学”。[17](pp2-3)所指的民间都是平民,也就是与贵族相对。

  其次,从1919年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个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农村的潮流,其思想领袖是李大钊。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境域就是中国的境域,唯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18](pp146-147)这一号召首先在北京大学得到响应。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其宗旨就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18](p20),他们的活动到1925年结束。这一活动在《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中称为“到民间去”运动。并且很快这一活动逐渐变成了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响亮口号,[19](pp19-21)此处所说的“到民间去”就是到农村中,强调的是民众的生活空间。

  再次,它还与中国的国情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向来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本业。很自然的会将“民”与农民等同起来,而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间文化也可以说是农民文化中找到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之根。

  另外,“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社会改革家陶行知、梁漱溟等,他们在思想上最关心的都是“变革农村”。作家将乡村作为梦想的寄托地,“至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20](p91)贾植芳先生也提到了“我国现代文学传统历来重视农业文明,乡土文学是‘五四’以后文学发展的主调,……”。[21](p215)

  最后,民间文学研究者则认为只有在农民身上保存了人的善良本性。正如顾颉刚所说:……情歌只有在农村才能广泛流传,原因很明显,城市受过教育的人们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不敢承认情歌的合法地位的。[22]而且“歌谣大都是农民的文学,是农民生活的反映。”[23](p61)。另外,民间文学家将拯救民间文化看成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总而言之,从20世纪初“民权、民智、民识”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至30年代民间成为各领域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尽管他们从各个视角出发所关注的侧重点以及层次不同,有的是关心“民”,农民或平民,但在他们眼里,“民”都是未开化、无知识之民众;有的则是强调民生活的“空间”——农村或城市,有的重视民众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民间”的重要性,认为拯救和改造民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但是他们“提倡‘平民文学’是为了启蒙,而不是为了俯就,……”。[24]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作者提供)

毛巧晖   副研究员 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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