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再探索
发布日期:2011-01-19  作者:邸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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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2日,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巨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立者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特献此篇,以表缅怀与敬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而费孝通先生则以肇基开创之功而名垂青史。

  一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和传统知识分子即士大夫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所以从无明确的“边界”概念。而在对待边地诸民族时,又尊奉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即以文化本位来区别之。王朝强盛时,标榜“用夏变夷”,即以推行中原文化、制度礼仪的手段向边疆地区浸润;而在衰败没落、居于守势时,往往又以“华夷之别”来抵御边地诸民族之攻势。但统而观之,历代汉族王朝从未跳出“夷夏大防”的历史窠臼,在边疆治理方面陈陈相因,缺乏建树。

  由满族建立清王朝,以其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它能够以一种全新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它比任何其他王朝都要重视联合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尤其是蒙古上层贵族),将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定、推行和完善摆在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虽然其主观出发点,是为了达到以人数和文化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对巩固边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推进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清廷强调“中外一体”(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一变历代汉族王朝作茧自缚、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诸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并十分注重“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行“一国多制”“文化多元”的统治方针,在清代前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清朝抢在列强瓜分世界之前奠定了祖国的疆域,为辽阔版图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得不打开国门,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过程中,西方思想与出版物随之传入中国,大批留学生也陆续走出国门,接受新式教育。而“国家”和“民族”等新概念也开始影响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他们力图参照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和模式来整合并构建自身的国家和民族。这样, “中华民族”、“国族”等概念便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

  清廷退位,民国肇基。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便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并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明确主张。其后的历届政府不断应对着棘手的民族、边疆问题,殚精竭虑,苦撑危局,均曾在构建“民族国家”方面做出过努力。使得因“五族共和”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即“国族”在不断凝聚之中,为新中国成立后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

  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首先是从民族识别开始的,其后便是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作为这两项艰巨任务的亲历者和“智囊”之一,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而对于民族的形成、对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说明,则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所以,必须有一种较为成熟的民族理论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来自苏联,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追根溯源,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情况总结出来的。而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就可表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费孝通先生就是根据以上思路结合实践进行思考的一代学者的典型代表。这些学者当时并未将从苏联引进的“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是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它们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在长达数年的民族研究实践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对我国在民族方面的诸多特点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体会到民族既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状调查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形成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体系。

  经过近二十年的缜密思考并参考陈连开先生等同人的著述,费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杰作。

  1989年夏,费孝通先生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费老利用这次机会,将他经数十年思考与研究而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公诸于世。在这篇论文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理论体系的诞生。其主要论点为:

  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从而获得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费老认为,“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这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

  至此,一个中国学者通过亲身实践、长期思考而形成的民族理论诞生了,并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历史学家的陈连开先生以其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诸多细节的描述,在微观层面为这一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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