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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自序
发布日期:2009-10-13  作者:古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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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古远清著,即将出版。

  “为什么会是这种‘关系史’的书?”原希望我写一本把大陆、港台文论打通的《中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或在文论、诗论基础上写一部《台湾文学史》的朋友,均发出这种疑问。

  这事有一点曲折,也有一点侥幸。我原计划把已出版的
海峡两岸和香港的文论史重新整合为一部,然而被半路杀出的《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的写作计划所打断。后来我又想,不如写一部有新意的书,便申报了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大概是此课题系尝试用整合的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众多当代文学史那样,把台湾文学当作附庸或尾巴然后拼接上去,就这样被评委看中了,侥幸被批准了。立项后,我无得意之感,却发现这个课题完成起来有点棘手: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一部分,但有与大陆文学割裂和相异的一面。如何处理好两岸文学交流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的难度。我略作思考后,作出这样的定位:

  这不是一本两岸文学创作史,也不是两岸文学论争史或思潮史,而是一部两岸文学的关系史。

  它不是两岸文学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运动的汇编,或两岸文学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台湾文坛为主,把主要目光放在对岸,即作者明显站在大陆立场、用大陆视角写作。如余光中,我在书中用三节处理,是因为余氏是影响大陆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而张爱玲写了四节,是因为张氏是影响台湾最大的大陆作家,以致其作品被选入“台湾文学经典”。这部书鲜明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以年鉴的方式,引领读者从宏观视野分析两岸从军事对抗到和平共处时期,台湾政局与两岸文学关系曾发生过的风云大事和文学论争,其中每章每节均可独立成篇,但这是分为四个时期合成的整体。

  对笔者来说,《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写作有小小的希冀:在为两岸文学史写作提供原始材料以补充、完善现有当代文学史不足的同时,还企图用这部著作,引起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否应加入关系史的思考。

  拙著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正像刘禾《持灯的使者》那样属“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放弃树立经典企图的”(霍俊明:《港台新诗史写作问题探论》,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0月)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顾与解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从反叛到回归的发展过程,用“大叙事”与小细节相结合的笔调描述,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完整性。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谁先偷跑谁就赢》,均将主流文学史遮蔽的某些史实或以为只需要“大而全”而不需要“零件”的材料展示出来,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

  “两岸文学关系史”可以说既丰饶又贫瘠,既单纯又复杂。“丰饶”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史所要面对的是两地文学的对抗与隔绝、开启与曲折、互动与冲突、封锁与突围。“贫瘠”是指无论在两蒋时代,还是民进党执政时期,作为同根同种同文的两岸文学,由于政治的干预,均没有产生大师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文本。说其“单纯”,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在任何时期都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交流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复杂”是说两岸认同的“一中各表”,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具体到“台湾文学”的界说上,则有五花八门的表述。即使是本土派作家,表述起来也有“浅绿”、“深绿”、“浓绿”之分。“深绿”作家坚持用所谓“台语”取代中文写作,认为只有用母语写的作品才是纯正的“台湾文学”。对这一点,不说“泛蓝”作家,许多“绿营”作家也提出质疑或抵制。

  篇幅有限,《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要在三十万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进去,谈何容易。为解决这一难题,也为了使读者有较明晰的认识,本书在分期上受《海峡两岸关系概论》(余克礼主编,武汉出版社,1998年)启发,将两岸文学关系分为四段:军事主宰时期两岸文学关系的对抗与隔绝,和平对峙时期两岸文学交流的开启与曲折,民间交流时期两岸文学的互动与冲突,“阿扁时代”两岸文学关系的封锁与突围。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宏观概括力和锐利的思想冲击力。如《民间主导与官方阻挠的二元格局》、《终止“勘乱”对两岸文学关系的影响》、《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让读者不会因细节的叙述妨碍对全局的了解,不会因为有可读性而影响论述的深度。尤其是在《导论》中,注意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相融合;在《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中,注意问题意识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在《受制于政治价值观的文学现象解读》中,努力让理论阐释与文学史实互为呼应。当然,涉及到敏感问题的评价,就会引发争议。比如张爱玲是否为两岸一些文学史家宣判的“文化汉奸”,张爱玲的著作权属于台北皇冠出版社还是属于张爱玲在大陆的亲人,以及两岸文学谁的成就高、繁体字与简体字谁优谁劣等。拙著的表述,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学者提出讨论和争鸣。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所叙述的史实和问题,几乎均与政治紧密相连,这很敏感。但“两岸文学关系”本身就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题目,“纯文学”在这个领域绝对行不通。一些论者之所以担心文学史写作政治化,与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现当代文学史的生产高度政治化所造成的历史性灾难这一境遇有关。由于有这一惨痛教训,一些人认为文学史书写的出路正在于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迷思。文学史写作当然不能让文学史家成为政治家的奴婢,但这不等于说,文学史写作完全可以脱离政治,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会丧失文学史的自主性。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极左政治与不带贬义的“政治”混同,把政治性与非自主性等同,显然不科学(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基于这一看法,本书希望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对两岸文学关系史上尖锐的政治问题不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大批判声中的两岸文坛》,让书中系着两岸的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再如《蒋氏父子反“文学台独”的立场和措施》,在关系史中加入文化政治,做到“文”与“史”互证,有助于唤起历史的遗忘。

  我不敢奢言,这部书稿是如同火炉中熔炼成的钢锭,但它至少是一块小铁片。它不沉甸,但也决非轻若鸿毛。笔者写当代文学专题史有火一般的热情。凭着这股热情,我数次前往宝岛及港澳等地采购资料。2007年秋天,我还一掷万金买了几箱台版书回来。正是这些书,给了我众多的写作灵感,获得诸多启示。我虽然不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全部经历者,但凭着丰富的史料我可以对历史发言,奢望这部两岸文学关系史能填补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分支学科台湾文学的深入研究。

  我曾在《香港当代新诗史》“前言”中云:近二十年来,我奉行“私家治史”原则,先后写了六种当代文学专题史。写这么多以“史”命名的书,不是以创作丰富自乐,而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当代事,不成‘史’”(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说法的荒谬。我感到欣慰的是,海峡两岸和香港文坛对笔者专题史的探索已有所关注,包括研讨会和学报上的文章时有对拙著的评价乃至“炮轰”。这对我本人,对两岸文学交流,对两岸文学关系在“无扁”时代的良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 2009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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