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神话研究中的母题分析法
发布日期:2009-08-07  作者:王宪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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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需要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或尺度,母题作为神话叙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具有相应的基本类型和民族性、时序性、典型性、流动性等明显的特征,通过母题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各民族神话间的文化关系,把民族神话研究引向深入。
【关 键 词】民族 神话   母题   方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神话数量浩瀚,不仅具有极为丰富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共性与个性,而且具有复杂的表达形式,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神话在叙事方面有类比,有隐喻,有夸张,有象征;文本方面有散体,有韵体,有散韵结合;有的以其它文学形式为载体,有的与其它非物质文化相伴相生。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神话产生交流与对话,必须构建一个适于对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比较的平台,并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或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母题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方法功能。
一、民族神话母题的界定和基本类型
“母题”概念已在文艺理论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母题”作为一个外来词,英文为motif,译为中文的“母题”,兼具音译与意译。虽然目前在文学或文化批评中“母题”一词出现频率很高,但研究者的界定角度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从叙事角度界定母题,把“本旨”与“母题”联系起来,胡适认为:“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它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1】歌德认为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2】有的研究者则从功能的角度定义母题,如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普罗普认为“母题”是“任何叙述中最小的而且不可再分割的单元”;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认为母题出现于故事创作之前,因而不受具体故事的限定等。还有的研究者将母题的含义与功能结合起来,提出“功能性母题”与“类型化原型”,以及认为母题是“文学的叙述代码”等,【3】诸如此类关于母题的解说,几乎涵盖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方方面面,各具其理,自成一家。
笔者认为,任何一项研究都有特定的对象和特点。根据我国各民族神话的实际存在形态,综合以往关于“母题”的诸说之长,对民族神话母题可以做出如下界定:即母题是叙事过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单位或标准对神话故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在文学乃至文化关系方面,能在多种渠道的传承中独立存在,能在后世其它文体中重复或复制,能在不同的叙事结构中流动并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新的链结,表达出一定的主题或其它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母题”的定义,必须以适应不同的研究对象类型为前提。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文化成果,与其它民间文学相比,在其产生、发展与流变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民族神话“母题”的界定要针对中国民族神话这一特殊对象而言。
民族神话母题一般可以提取为一个名词,或概括为一个名词性短语。对母题的界定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强调母题是“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在这里之所以不用“最小单位”,是因为“母题”有时在这部作品中可能是“最小单位”,而在另一部作品中则可以继续切分,使用时必须针对某类作品甚至某些作品加以界定,不应机械地加以框定。(2)强调母题在“多种渠道的传承中独立存在”,因为“母题”必须作为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的东西存在,是典型,而非特例,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能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被“重复或复制”,甚至进行新的“排列组合”。(3)强调母题的内涵,主要是提供母题界定的参照对象,母题一般表达着一定“意义”。
据此,在不同的叙事环境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母题类型,如形象母题、情景母题和情节母题等。从神话的要素构成看,“形象”(神或神化了的人)处于主体地位,“情景”是围绕着“形象”而形成的外部环境的总和,没有形象,环境就失去了主体;就情景本身的构成而言,其主要内容是指特定的自然环境或社会关系,是为“形象”服务的因素。“情节”是指作品中围绕“形象”展开的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形象母题”以作品中的“神”、“神性人物”或主要物象为主体,如伏羲、女娲、天公、地母、雷王、葫芦、天梯等等;“情景母题”与“情节母题”在叙事方面的含义明显大于“形象母题”,一般由几个相互联系的叙事元素组成,在一个神话故事中,“情节母题”是叙事的主体,而“情景母题”则是故事叙事的一些辅助性因素,譬如说“洪水”或“人类再生”作为“情节母题”,那么诸如“洪水预言”、“婚前占卜”等母题就可以看作是围绕这些情节而铺设的“情景母题”。
在神话母题类型的细分中,一般具有层级性。神话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但其中的层级性一般比较清楚。如“神”作为一级母题类型,对这个一级母题可以依据不同的神所处的范围,分为“天神”与“地神”第二个层级;第二个层级可以依据“天神”、“地神”的不同功能或性质,继续划分出第三级类型,如天神有日神、月神、气象神等;至此一些母题还可能有细分的条件,如根据这些“神”具体所管辖的范围,气象神又可以分出风神、雷神、雨神、电神等等,这样就出现了第三层级;当然,如果能继续找到分类标准,如性别、道德标准等,还可以细分为雷公、雷婆,性善的雷公、作恶的雷公等等,这就成了更具体的母题,会为神话的深入比较提供有力的依据。
二、神话母题的提取和基本特征
 “母题”作为神话分析的元素,是一个带有工具性质的概念,既然注重工具性,自然就会注意到它与其它相关问题的区别。在母题的提取方式上,必须考虑到三个因素:(1)母题一定是神话故事中实际存在的形象、情景或者情节,而不是研究者归纳出的“主题”或者创作思想。(2)母题的提取过程要建立在已有神话类型的基础之上,以有效避免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如据此可把民族神话媒体的主要类型定为起源母题、文化英雄母题、秩序母题、灾难母题、变形母题等,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分。(3)母题的表述必须具有名词性特征,这些名词应尊重原有的文本(口传文本或书面文本)的表述内容。如一部神话是否含有“人类再生”这个情节母题,必须具有“人类被毁灭、人类何以被创造、创造结果”等三个条件,如果只包含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条件,就很难保证这个情节母题的完整性。因此,民族神话母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民族性。一个神话母题所表达的意义,往往不是人们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神话的创作也不是一般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唯美之作。相反,一个特定的民族神话作为文学的雏形,往往与该民族宗教或者朴素的原始思维融合在一起。尽管其结构简单,但内容宏伟,不仅表现了人类生死、爱恨及人类善、恶、美、丑等原始观念,而且反映出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各民族先民们对周围世界的独特思考,具有民族的印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英雄观和道德观。
2、时序性。尽管神话母题的具体产生时间难以断定,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总是具有规定的起点,从这一点看,对母题的时序加以把握并不缺乏科学依据。其一,任何一个母题的出现,都属于一定历史的范畴,而历史具有明确的历时性,只要神话内容固定下来,就可以对这些母题进行大致的分析。以洪水中的工具母题为例。这类神话表述拯救洪水遗民的工具,不仅在不同的民族中有所差异,同一个民族中也有时间上的变化,像葫芦、瓜、盆、箱、柜、舟之类漂浮工具虽然有着文化符号方面上的一致性,但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或不同地域中会产生异文,从其产生的根源上推测,起初的葫芦、瓜、舟、盆、箱、柜之类极有可能是作为人类生殖的载体,有时这一生殖文化功能可能被极力扩大,并与化育万物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洪水神话在有的民族中并不可能与真实的水患相联系,而是一整套人类生殖繁衍的意识和礼仪的文化符号系统。同时,在时序上,这些避水工具也有不同,葫芦、瓜等植物与盆、箱、柜、舟等物体的区别在于葫芦与瓜进入神话系统的时代要比盆、箱、柜、舟之类早得多,它们产生于原始农业时代或者前此的原始采集时代。其次,每一个母题都带有时代烙印。特别是我国一些民族由于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步,为同一母题的比较带来可能,实践表明,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母题。如各族先民在采集狩猎经济时代,以动物为师,崇拜动物的心理相当明显,其后随着动物的被驯服,这种母题逐渐被文化英雄母题所取代,那么动物崇拜母题在时序上就早于英雄崇拜母题。又如神话中反映出的婚姻母题,也与杂乱性交、血缘婚、普那路亚群婚(血缘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婚这样一条人类婚姻进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3、典型性。所谓“典型性”是指母题出现的频率较高,无论是一个形象,还是一个情节,在不同版本、不同时代的神话中均有一定的使用数量,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表明这个母题越活跃,其作为典型“符号”的辐射力就越强。显然,这里的“典型”是相对于母题元素的叙事功能而言,在今天的神话研究中不可能完全统计出各民族神话的数量,而采用完全归纳法罗列出所有神话的叙事元素,因此关于判断母题出现频率的定量标准是相对的,如有的神话人物虽然在作品中出现了10次,但从总体角度分析,可能不把它作为母题;而有的名称虽然只在作品的统计中出现过5次,但由于它的重要意义则可以作为母题看待。这种情况也体现出神话研究的个性特色。
4、流动性。所谓母题可以流动,就意味着母题可以通过排列形成新的母题组合。既然母题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是一个特定的神话分析单位,那么母题链的链接形式就会成为连接不同母题或不同情节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这种链接有着较广泛的存在空间,具有可分析性和相对稳定性,在表述顺序上还有较为固定的程式。一般情况下,试图找出单一母题的神话故事是相当困难的。如一些民族的族源母题、创世母题和女神母题往往结合在一起。汉族的女娲、壮族的姆六甲、瑶族女神密洛陀、彝族女神蒲么列日、阿昌族女神遮米麻等既是创世神,也是人类的始祖,一个母题承载着多重含义,这也体现出母题流动和组合的灵活性。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王宪昭   副研究员 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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