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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清]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生存现状调查
发布日期:2009-03-09  作者:王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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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尔沁说书是蒙古族传统说书艺术形式之一,主要流传于东蒙古地区。本调查报告记述了这一艺术样式的历史、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调查了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那木吉勒、杨铁龙的基本情况、生存环境与现状以及现在的说书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艺人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如何“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同时就该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相关的积极思考,期望通过此文引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载体——民间艺人的真正关怀。
[关键词] 说书艺人;生存现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2006)02-0072-07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间称为蒙古贞地区)的胡尔沁说书作为蒙古族乌力格尔的一个类别申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中国近二十年的现代化变迁运动的事实证明,受国际国内诸多条件因素影响,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化,以口传身授为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失,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迫在眉睫。包括蒙古族乌力格尔在内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灭绝的险境。如何“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传承中的民间艺人是各类民间艺术形式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他们的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该类艺术形式的发展、流传和演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样应该构成田野作业的鲜活材料,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那么,有着八百多年胡尔沁说书历史的蒙古贞地区的说书现状如何?蒙古贞地区的胡尔沁说书艺人的现状如何?他们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带着以上的调查目的,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咨询当地民委和文化部门,了解到那木吉勒和杨铁龙是当地影响较大的胡尔沁说书艺人,也是当地文化部门的重点关心对象,于是将他们作为调查对象,在2006年1月15日~21日进行了七天的田野调查,先后走访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的那木吉勒和沙拉乡哈布气村的杨铁龙,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方式,主要调查了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基本情况、胡尔沁说唱情况、艺人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现状。材料来源主要是艺人及其家人和周围邻里乡亲的口述材料,同时参考了李青松的专著《胡尔沁说书》。
 
一、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历史与现状
 
(一)胡尔沁说书历史概况
“胡尔”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拉奏乐器,汉译为“四弦胡”或“四耳胡”,简称“四胡”。“胡尔沁”多指手持四弦胡说书的艺人,“胡尔沁说书”是指在四弦胡伴奏下蒙古族说唱故事的曲艺艺术形式。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贞民俗历史实物”展览处收藏着一把从王府镇舍不歹村搜集来的已经作为文物珍藏的四弦胡,据文字介绍,这把四胡已传过多代胡尔沁艺人之手。比大拇指还粗的铁梨木做成的胡琴杆,按弦时触摸的位置已经磨损大半,只有一筷子左右厚了。这把作为文物的四胡可以证实,胡尔沁艺术在蒙古贞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贞地区历史上素有“歌的海洋”、“故事之乡”的美称。13世纪30年代,蒙古贞部落从土默特迁徙到阜新地区定居,发展半农半牧经济。几百年来,当地蒙古族人民把胡尔沁说书这一艺术形式作为心爱之物。胡尔沁说书艺人不断探索、提高本身的演唱技能,满足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娱乐需要。
英雄史诗的产生,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定型,英雄史诗的繁荣期,正是胡尔沁说书和朝尔沁说书的定型期(胡尔沁说书和朝尔沁说书区别只在用什么乐器伴奏,二者没有质的差异)。从说唱短篇史诗《镇压残暴黑龙王的故事》、《额尔古纳河的故事》、《陶锡巴拉图》,发展到长篇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传》和《成吉思汗传》,胡尔沁说书是随着短篇、长篇史诗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短、长篇史诗的定型而定型的。汉族明清小说(章回体)被翻译成蒙古文,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发展。蒙译古典小说的增多,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繁荣。胡尔沁说书中有些类似汉族古典小说的故事,并不是对汉族故事的简单翻译,而是模仿这些故事重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例如在蒙古贞及内蒙古广大地区流传甚广、享有盛誉的一部著作《唐书五传》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书五传》的作者恩可特古斯生活于清朝乾隆至嘉庆年间,他出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乡辉特浩绕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唐书五传》是一部以《隋唐演义》为根基和依据演绎而成的虚构作品。全书共分五卷:《苦喜传》、《全家福》、《殇妖传》、《契僻传》、《羌胡传》(上、下册),共529回,212万字。该书深受蒙古族群众的欢迎,并不断转抄、外抄,再经胡尔沁说书艺人的说唱,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现在的艺人那木吉勒、杨铁龙说唱的主要传统曲目仍是《唐书五传》。《唐书五传》的问世,开辟了蒙文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先河,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极大发展,使胡尔沁说书这一曲艺艺术形式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介绍,当时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达三百多人,蒙古族聚居的村屯几乎都有胡尔沁,有的村屯甚至有几位胡尔沁。艺人常年走村串户,说唱乌力格尔。一年四季,蒙古贞地区琴声不断,歌声不绝。
胡尔沁说书对蒙古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因为胡尔沁说书是口头文学形式,所以很多神话传说、英雄史诗,都是由胡尔沁说书艺人口传心授流传至今的。可以说,目前当地挖掘整理出来的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从艺人口中得到的。(本文调查中的胡尔沁说书艺人杨铁龙就曾经协助县蒙语办公室搜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工作)。另外,胡尔沁说书的精华部分可供其他文学形式吸收,如传统的好来宝和新兴的多人好来宝都是在胡尔沁说书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还有填补蒙古族戏曲空白的阜新蒙古剧,在它的音乐中,有不少唱腔和伴奏音乐是胡尔沁说书曲牌,有不少唱词和韵白吸收了胡尔沁说书的词牌。传统艺术作用于新的艺术,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很难产生。胡尔沁说书不仅推动了历史文化的发展,活跃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而且为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胡尔沁说书艺术仍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二)胡尔沁说书现状
目前,蒙古贞地区现有的胡尔沁艺人仅占历史上兴盛时期的1/10,他们的演出场次日益减少。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家庭影院等现代视听的传媒手段的日益普及,为人们闲暇时间的精神消费提供了诸多途径。现代传媒为民众提供了共时的参考体系,人们的社会关系突破了口承文艺的时空局限。从总体而言,整个口头文学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遭遇到“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挑战。胡尔沁说书艺人惨淡经营的现状应该是传统的文化交流形式在与现代视听艺术传播工具的抗衡中逐渐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是整个“悲情的民间文学”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案。2.胡尔沁说书艺术的衰落还与当地蒙古族语言流失、蒙古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密切相关。胡尔沁艺术的根基是建立在蒙古族语言基础上的,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胡尔沁说书这门艺术。在当地一些蒙古族家庭中,同在一片屋檐下的祖孙三代都出现了语言交流上的隔阂,祖辈们是纯正浓厚的蒙古语,孙儿辈则流利地讲着汉语。祖辈用生硬的汉语,孙儿辈吃力地用蒙古语进行代际之间的语言交流,这就是出现在当地非常普遍的语言文化现象。于是,胡尔沁说书的听众大多自然地集中在年过半百的蒙古族民众身上,并且以老年听众居多。而老人在家庭结构中所处的角色已经是被赡养的角色,很少能在经济上做主,听胡尔沁说书是要付一定报酬的。有些孝顺的子女们即使自己不太懂蒙古语,也会在为老人祝寿等集群性民俗活动上邀请艺人说书助兴,有的则不愿这样做。3.胡尔沁说书民俗功能的减弱。在历史上,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地位在民间是很高的,它不亚于过去在民间享有声誉的蒙医大夫。在人们心中,胡尔沁是个“福星”,被认为是能驱邪治病、免灾免祸、保人平安、带来幸福的神人。胡尔沁的说唱具备了一些在巫术仪式中能够起作用的信仰和象征功能,能给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听众带来心理上的镇定和精神上的寄托。在历史上,请胡尔沁说书的原因有三种:一是以纯娱乐性为目的;二是庆祝新房落成,为天地神灵助兴,祈求五畜兴旺、五谷丰登等;三是精神治疗久病不愈的病人。基于以上三种原因,胡尔沁有很高的身价。所以,在诸如乔迁、新房落成、孩子满月之时邀请胡尔沁说书也出于精神信仰层面上的需求。有的人家在这些重要场合即使自己听不懂说书内容也会邀请艺人说书,在很大程度上胡尔沁说书成了一种精神慰藉。
在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术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长期以来在自然状态下生存发展,并不需要人们刻意地去保护和抢救。但是,目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门艺术已经丧失了以自然形态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衡量标准来看,胡尔沁说书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目前确实已处于濒危险境,应该是必须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尽快采取科学措施加以抢救和保护。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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