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化观与契丹艺术[1]
发布日期:2008-07-17  作者:李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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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dan culture view and Qidan art

李晓峰

Lixiao-feng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猛烈撞击、中北亚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游牧生存方式等因素,形成了契丹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契丹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使契丹艺术呈现出既接受、借鉴汉族艺术,同时又重视艺术本土化的特征。

关键词:契丹 文化观 艺术史

 

 

The prairie culture and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violent hit, the center north  Asian nationality"s big fusion as well as moves about in search of pasture survival way and so on factors, formed Qidan to open, the containing cultural idea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psychology. Qidan to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approval, to national culture persevering, causes the Qidan art to present the characters both accepts, profits from the Han Nationality art and take it’s art localization very important.

 

Key word:    Qidan    culture view   art history

 

 

契丹与乌桓、鲜卑、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同属东胡系统。从公元4世纪兴起,至13世纪西辽灭亡,经历了900多年的历史。契丹在我国北方草原建立的草原帝国辽王朝,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蒙古兴起前,西辽王朝在中亚的建立及近一个世纪的文明进程,将中国文化大规模地带到西亚地区,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契丹艺术上承匈奴,鲜卑,下迄蒙古,在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及对中原汉族文化广泛吸收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传统和艺术风格,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因此考察契丹艺术的发生与契丹文化观念、民族心理的关系,对深入研究契丹艺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1012世纪,是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大冲撞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北方民族内部,契丹在经历了5个多世纪的融合、发展,逐渐壮大并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北方民族特有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比,草原游牧文化带有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流动性的特点。“逐善水草而居”也逐渐形成草原民族文化观念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与经历了开放的唐文化走向封闭的宋文化的汉文化形成了强烈对比。就北方民族内部而言,民族间的征服与融合,伴随着的往往是文化上的同化,但这种同化并非是简单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还伴随着对被兼并和征服民族文化优秀因子的吸收。辽金诗歌研究者张晶在谈到北方民族诗歌风格的形成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北方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一种动态的变化趋势,不断地分化而又不断地融合,因此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民族往往是多源的,而其分化也往往是多种流向的,因此,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族源是十分复杂的。各个民族都有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之间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文化元素不少于不同的文化元素。[1]显然,这种民族的多源性与民族间快速的分化、流动及至融合是遵循生物的优胜劣汰的基本进化规律的。从文化或者文明进步的角度而言,这种民族生存和历史的特殊性,也形成了文化上的“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性。即以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需为原则的取舍标准,较少民族间的文化偏见和民族文化保守心理。比如,对汉族的先进文化,契丹族有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认同心理,这种心理加快了契丹族的文明进程。

契丹开放性、包容性和流动性的文化观念和民族心理的特征也与契丹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契丹生存需要有着密切关系。对契丹的生存环境,早期的汉文献这样描述:地涸泽碱卤,不生五谷。”“胡貊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三尺。十三世纪的西方旅行家也留下了很多有关该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记述:“气候令人感到震惊地变化无常。实际上,在盛夏酷暑,当其他地区令人窒息的暑热袭人的时候,这里都会骤生狂风暴雨,雷电会使许多人死于非命,但同时也会下大量的雪。这里也会有强大的凛冽风暴,以至于难以骑马进行。[2]因此,有研究者在考察游牧民族绘画艺术的产生时指出:“也就是说,人们在讴歌草原的辽阔无垠、天碧云白之时,往往容易忽略其自然地理环境远比中原农业定居区恶劣。游牧民本身的生存即是严重的难题。由于缺乏固定的居留场所和耕作之地,牧民们唯一可依赖的资源只有畜牧,他们必须从牲畜身上获取自己的衣食、居住材料、燃料和交通工具,今日行,明日留,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更使他们在组织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团体规模太小就很容易被异族击溃,也容易消失于大自然设置的迷局之中。绘画艺术作为超越生活的高层文化更无从谈起。游牧生活的伟业要求一种非常严格的行为和体力目标,本能地要求高度的忠诚和血族集体的团结。若没有这些特性,一支蜿蜒穿过大草原的训练有素的队伍就会涣散成七零八落的碎片,每片都无法独立生存。因此,草原游牧先民必然走向联合,才能保证绘画自觉的社会存在基础。另外,由于草原枯荣期的周期性循环及游牧生活的庞大压力,草原游牧民要向更高级的文化形态迈进,就不能不放弃一部分游牧生活,向半农业半游牧社会过渡。”[3]这种过渡从本质上说,是对本民族文化某些不适应生存与发展的部分元素的主动舍弃和对另一种文化的主动选择。如果我们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做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自然环境、生存方式、民族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观念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契丹开放的文化观念虽然与中原汉族的土地情结、家园意识中蕴含的封闭、保守、缺乏进取精神的文化观念形成了强烈对比,但其民族心理的发生机制却是相同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李晓峰   教授 国内学者
1962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2002年入选内蒙古新世纪“321”人 才工程;曾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十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契丹艺术史”和内蒙古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玛拉沁夫小说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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