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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
发布日期:2008-07-16  作者:李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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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想像体的构建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及文化想像有着极大关系。民族国家“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国家是建立在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的,以暴力作后盾,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主权国家。”[1]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世纪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示范,激发了中国民族国家的想像和现代性集体诉求。早在戊戍时期,深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就多次提出了满汉平等的思想。1903 , 他进一步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于对国内他民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 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尽而,他又指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此外,立宪派重要人物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中也主张:“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其始也,姑以去其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3]梁启超、杨度以及章太炎等人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观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提出的以排满兴汉为目标的革命形成了巨大冲击。以满族学生为主的一批留日学生, 也在日本东京创办《大同报》,在北京创办《北京大同日报》,提倡“满汉人民一律平等, 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主张“凡居于我中国之土地, 为我中国之国民, 无论蒙、藏、回、苗, 亦莫不然。”[4]从一定意义上说,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成为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主流思潮。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191211,孙中山在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有意味的是,在此两年前(1910),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对华侨演讲中却说:“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显然,“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民族国家想像是一民族一国家的西方理论模式和孙中山汉族正统思想的合力。而“五族共和” 的“五民族一国家”的民族国家想像则是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选择。我以为,孙中山民族国家想像模式的变化,并非说明他的民族国家思想的真正变化,而是当时对中国多民族国家想像体的现代性诉求的社会思潮推动和影响的结果。在此,孙中山只不过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潮流而已,这从他反对把五色旗作为国旗而力主使用青天白日旗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至少,在孙中山的心里,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却因战争而中止。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想像成为民间个人主义的遐思。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军事上的优势,特别胜利已成定局时,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才得以延续。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民族国家的构建才重新开始。而此间,中国文学作为民族国家的想像方式之一,也与中国现实语境相一致,“抗战”、“救亡”成为当时近10年的时代共名。而国共的内战则造成了对未来民族国家构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变得极为模糊。这两种情形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中民族国家想像的重要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近半个多世纪民族国家的想像。面对这样一个众多族群[5]组成的国家,毛泽东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确实令人叹服。早在19341月,毛泽东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了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在这里,毛泽东把少数民族的解放纳入到了全民族解放之中。19365月,在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6]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有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7]。在这些重要的文本中,毛泽东提出中华各族的概念和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思想,不但延续了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中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同时使现代民族国家想像体变得更加明确和现实。其意义不仅在于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而且按这一想像的民族国家模式,体现了符合中国民族实际的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性诉求。1949927,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黄色五星象征在红色大地上显出光明。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应该说这里的团结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还包含着对国家内的少数族群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考虑,或者说对这些少数族群在共和国内的政治承当进行了国家建构意义上思考和确定。这一点正如19499 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8]从而,民族国家对于民族问题正式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9]

总之 在民族国家想像体的构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多民族构成,在国家内部各民族平等,这便决定了作为民族国家想像方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必然要纳入到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并成为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策应。实际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但参与到这种构建中来,而且与民族国家话语形成一种双向呼应。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李晓峰   教授 国内学者
1962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2002年入选内蒙古新世纪“321”人 才工程;曾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十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契丹艺术史”和内蒙古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玛拉沁夫小说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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