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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
发布日期:2008-07-16  作者:李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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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属性。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影响了史家的视野,也失真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传统“中国”观念影响,二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整体文学史观的残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对写出真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

 

文学史观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的确,在真正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走过一个世纪的艰难而辉煌的路程后,对之进行理性和科学的反思,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内部梳理与学科归纳、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观等所谓的史学“内部”研究似乎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多民族国家观却为人所忽视。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对中国文学整体把握和认识的偏失,并进而影响到对中国文学历史真实面貌的描述。

一、传统“中国”观念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事实的遮蔽

中国文学史,显然是记录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但怎样理解“中国”,就决定了同一个“中国”文学史的不同历史面貌。可以说,传统“中国”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进入研究者的文学史观,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受到遮蔽。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关于“中国”二字有多种解释:其一指京师(首都),《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其二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其三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其四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而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因此,华夏在历史或指称汉族,或指代汉族建立的国家。《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正因如此,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此外,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尚书》中的中国,仅仅是西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称为中国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1]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民族、国家、文化、地域等多重内涵的概念。在历史上的诸多时期,“中国”标志着与“东夷”,“西夷”,“南蛮”,“北狄”的对立。《礼记.王制》: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日本出版的《广辞苑》(第五版)这样来解释中国中国是中国汉族面对周围在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各少数民族(东夷,西夷,南蛮,北狄)而带有自己是位于世界中央的意识的自称。这种自称的背后是一种种族的优越感和文化的优势感,这种优越与优势感反映在种族、族群和文化上便是种族、族群和文化的双重对立。虽然孔子在《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但是“以华变夷”而绝不能“以夷变华”则是根本原则。其中汉族的霸权和强者心态一览无余。从先秦就开始了的“华夷之辩”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核心无论是“血统优劣说”说,还是“文化优劣说”,其核心是汉族的正统意识。所以,历史地说,“中国”在历史上代表着汉族和强大的汉族文化,汉族中心与汉族文化至高无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数次民族大融合,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汉族中心和文化强势地位并未因此而改变。尤其是历史是几次少数民族对汉族政权的颠覆,更是极大地触动了汉族文化的神经,加重了汉族与其他民族及文化间的对立情绪。

非常的意味的是,与汉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的对立态度相反,少数民族则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契丹人萧观音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就很好地体现出所谓“异族”的开放、多元的文化观念。诗中写道:“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在此,萧观音并没因为把自己被汉族视为“夷狄”作为价值判断的参照系,或者说,她根本就没理会“夷”本身带有的文化霸权居高临下的威压,而是在“文章通谷蠡”、“应知无古今”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下,把君臣(宋与辽)看成是“同志”,找到华夷合一的根本:“同风”。正因如此,耶律阿保机在建国不久就兴建了孔庙,表现出对汉族主流文化的认同。再如,蒙古族和满族两个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非汉族王朝,他们不但摧毁了汉族的政治统治,而且统治时间长达近500年。但是,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段中,这两个少数民族并没有主动瓦解汉族文化的强势地位。相反,两个民族特别是满族在文化上的主动融合,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汉族文化的中心地位。

历史地看,虽然经过历史诸多民族融合后的汉族文化很难说还保留多少原生形态,或者,当“中国”在事实上已经不再指华夏诸族或者中原汉族之时,但“中国”对汉族文化的指代关系和地位并没有改变。于是,“中国”成为汉族族群和族群文化的集体记忆和想像,汉族作为“正统”的“中国”的符号成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深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从汉族本位出发的民族与文化认同导致的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对立成为一种历史现实。这种史实,我们在清初众多“反清复明”如王思任、祁彪佳、刘宗周甚至大名鼎鼎的顾炎武和黄宗羲们所谓“义举”、“义士”对汉族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满族的强烈排斥。甚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口号还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里的“中华”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56个民族的共同体。即便是鲁迅这样具有新思想的文化先驱,其民族国家意识依然是汉族正统思想。鲁迅曾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2]“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于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3]显然,鲁迅的民族国家观带有鲜明的汉族民族国家的特征,因此,他把汉族之外的民族包括这些民族建立的古代国家与其他国家等同起来,从而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传统中国(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对立观念。而且他的这种思想与章太炎在《序革命军》中的“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的思想是一致的。值得说明的是,做为五四先驱的鲁迅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人不能不对五四启蒙精神产生质疑。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认同,以及对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性想像上,五四的启蒙思想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缺陷不能不反映在文学史观上。

以林传甲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中国文学史》为肇始,至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白话文学史》(1928年)的出现,以及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中国”均为传统之“中国”,辛亥革命提出的“五族共和”的进步民族国家观并未对文学史观产生应有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史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成为汉族文学史研究,象鲁迅那样直接作《汉文学史纲》,但传统“中国”观念却使中国文学史研究成为汉族叙事视角下的文学流变史,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学或者被边缘化成为汉族文学的点缀和陪衬,或者干脆淡出文学史的视域,成为纯民间的存在。这种倾向贯穿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以目前国内影响较大、被广泛应用的由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例,这部史著的文学观念较以往的文学史有了较大的突破,引入了文化学、文学本体论的理论和视角,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之一的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4]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却发现,作者们对“中国”的理解并没有超越传统的“中国”,因此不可能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进行描述。传统的“中国”观念使他们并没有比前人走得更远,或者说,传统的“中国”观念使他们的文学史依然是汉语叙事视角下的文学流变史。如在考察地域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说:“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如建安文学集中于邺都,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河南、山西两地在唐朝涌现的诗人比较多……二是不同的地域的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例如楚辞有明显的楚地特色,五代词带有鲜明江南特色,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特色,南戏带有突出的南方特色。中国文学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说明中国文学有不止一个发源地”。承认中国文学不止一个发源地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把这种发源归属于汉族,特别是仅从文学的地域风格去理解,忽视在这些地域上生息的不同民族,特别中那些“夷”、“蛮”、“狄”们对中国文学的创造,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源地”,也无法真正解读地域文学的特征。正因如此,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未能进入这部《中国文学史》。叹惋中国没有史诗,其实不过是叹惋汉族没有史诗而已。再如这部文学史在论述元代文学和清代文学史时,依然在进行着汉族文学的历史重构,元代蒙古族文化、清代满族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对元好问、耶律楚材、纳兰性德、曹雪芹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也依然是汉文化视角的阐释,这些文化、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背后地域和民族因素被完全过滤掉了。

这种传统“中国”的观念和汉族视角在唐弢、黄修已、钱理群等现当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的史著中同样存在。在他们的著述中,甚至连地域也被忽略掉了,如沈从文、老舍、端木蕻良等来自不同文化“发源地”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文学观念在创作上的表现也同样被过滤掉,这些作家都进入到汉族视角的文学史叙事结构之中。显然,这种情况下,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所达到的“历史真实”和“文学情况”的程度就值得怀疑了。而对于1950年代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崛起,在许多文学史中同样处于边缘和被遮蔽的状态。如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5],该教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文化思潮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梳理,但无论是对文学潮流的清理、还是对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分析,都是从主流(汉族)文学史观而进行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互动影响,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被完全遮敝。浙江大学吴秀明的《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6]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优秀教材,这部教材在史的线索梳理和对重要作家作品的分析和概括上,更加注重本科生教材的定位和特性,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这部教材同样是主流(汉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书写。如,教材虽然关注到了《从文家书》,并从民间文化角度对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对作者的民族身份关注的缺失,不能不影响对《从文家书》文化价值的全面的评价和认识。因此,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大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中,“中国”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作为汉族或者主流(汉族)而出现的,是汉族本位的传统“中国”的当下延续。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李晓峰   教授 国内学者
1962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2002年入选内蒙古新世纪“321”人 才工程;曾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十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契丹艺术史”和内蒙古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玛拉沁夫小说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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