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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瑞、彭文斌]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
──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
发布日期:2008-03-28  作者:彭文斌/问[美]斯蒂文·郝瑞/答  译者:汤芸、张原录音整理,彭文斌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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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郝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10—0019—14
作者简介: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聘任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斯蒂文·郝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郝瑞教授(中)在四川凉山做田野调查
    彭文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郝瑞教授 (Prof Stevan Harrell)为今年8月在云南大理召开的“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西南区域人类学研讨会做一个专访。在这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郝瑞教授曾经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此,作为本次会议的海外协调者,我谨代表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的杨正文教授表示感谢。郝瑞教授决定今年夏天在西雅图和家人度过他60岁的生日,所以不能亲自参加本次研讨会,对此我们深感遗憾,但也能理解,同时我们也衷心祝愿郝瑞教授生日快乐。

    郝瑞教授从1988年开始,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曾经多次到西南地区访问、讲座、做田野考察。他和四川的多家研究机构,如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凉山州民族研究所都有合作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彝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关系,比如和马尔子、巴莫姊妹的合作与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界被传为佳话。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较早进入中国大陆做田野且时间跨度很长的人类学家,郝瑞教授对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状况都很熟悉,并曾于2001年在美国《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s Anthropology)发表了《改革的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改革——中国人类学复苏与进步的人类学叙述》一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情况。除了学术专著以外,郝瑞教授还以不同的实践方式,如学术讲座、合作项目、学术会议和学生培养等方式,直接参与了中国人类学的变革过程。

    作为郝瑞教授的学生,我与郝瑞教授的相识是在1986年。当时郝瑞教授和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凯斯(Charles Keyes)教授以及政治系的佩莉(Elizabeth JPerry)教授对西南民族学院做正式的学术访问,我作为学校的翻译参与了这次学术访问的接待和会谈工作。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在会谈中签署了学术合作与交流项目的协定。作为一名普通的外语翻译,我当时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理解是非常浅薄的。记得在翻译接待的过程中,华盛顿大学的代表向西南民族学院赠送了礼品和纪念物,其中一件礼品涉及北美印地安人的“图腾”式样,我当时就被卡住了,后来也是郝瑞教授替我解了围,告诉我该图腾的含义。从最初了解“图腾”的符号意义到后来专门的人类学研究,这也是一段学术的缘分。这些年来,郝瑞教授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始终都是抱着极大的热忱和期望,大概也是因为这段缘分,所以这些年来,自始至终我都是按照中国的习惯称呼郝瑞教授为郝瑞老师。作为这次大理会议的协调者,我很荣幸能够通过这次专访,再次聆听郝瑞老师的教诲,从而对西南边疆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更深度的理解。

    根据本次会议的主持人王铭铭教授和杨正文教授的倡议,本次西南区域人类学的工作会议,目的在于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港台学者和欧美学者近20年来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和史学实践,探索西南边疆族群文化与历史研究的研究范式与合作模式,因此,“对话、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西南区域人类学和边疆史学的发展”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结合会议主题,并征得郝瑞教授的同意,这次专访主要围绕以西南为学术背景的中西学术交流与合作、西南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西南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来进行。

    郝瑞: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应彭文斌先生的邀请参加这次西南区域人类学研讨会,而且还请我在会上作一个主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能到场出席,对此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我对这次会议的两位组织者——王铭铭教授和杨正文教授,还有这次会议的海外协调者彭文斌先生表示感谢。我祝愿这次会议成功,能出很多好的成果,也希望大家在会议期间过得愉快。谢谢!

一、中国西南研究回顾

    彭文斌:首先,我们请郝瑞教授简单介绍一下,自1988年来近20年的时间里,您在中国大陆西南地区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和地方发展项目等情况。

    郝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第一次接触中国大陆的西南地区,是从你刚刚提到的1986年那次对西南民族学院的访问开始的。当时华盛顿大学派出了一个访问代表团,先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去了成都的西南民院,还有昆明的云南民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中国的西南地区产生了兴趣。1987年我又去了一次成都,那一次主要是和四川大学的童恩正老师协调一些科研工作和合作项目的事,当时候童恩正老师有一个课题叫做“西南丝绸之路”,这是国家“七五”期间的课题,获得了在当时来说比较多的课题经费,有好几万人民币。那时我也已经有了一些计划,想把自己的研究范围从台湾拓展到中国大陆来,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要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是西北地区,不过我看中国的西北地区多是牧民,他们都要骑马,我怕骑马对身体不太好,所以我选择了到西南地区。到西南地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能做像我在台湾地区一样规模的研究项目,当时我主要是想看中国人的家庭受到了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的影响后,家庭的结构、家庭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变迁。其实那个时候,关于族群问题和认同问题,我几乎没有听说过,就更不要说感兴趣了。所以我第一次真正地进行实地调查是1988年在攀枝花,那次是通过童老师的一些朋友关系,由当时攀枝花文物管理处的邓耀宗处长帮我联系的。童老师和我一起从成都去攀枝花,我记得在火车上,童先生正在写批评“摩尔根模式”的文章,他请我帮他看一些英文翻译的问题,我们一边坐火车,一边看他的文章。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但是到了攀枝花,我主要研究的还是家庭结构的变迁。我们是六人组成的一个课题组,攀枝花有3个人,川大有2个人,还有我。我们在攀枝花呆了两个半月,选了4个不同的村落,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我是在田野中发现这个族群的问题的。我记得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村叫“迤沙拉”,这个村就在攀枝花的南端,靠近云南,是一个彝族村。这个村和我们有长期的关系,我去年还去过一次,现在我还有一些同事在那里做课题。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去时,不让我住下去,因为我是老外不能住农村。我在那里只看了一天,然后回到攀枝花市。吃饭的时候,和我下去的那些人表示对这个村子很失望,他们说,这些人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虽然他们是彝族,但他们太汉化了,你看他的服装、住房、食物,包括他的婚礼都太汉化了,这个地方没啥意思。我想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了族群认同的问题,因为我们长期住在那个“迤沙拉”村,看到表面的文化上、习俗上、日常生活上,他们真的很汉化,但是他们的意识是非汉人的意识。那么他们的意识到底是彝族的意识,还是“里泼”的意识,这又是一个问题,“里泼”到底是不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但是这些人,除非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要是听说自己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他们会不同意,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里泼”,别人是“协泼”,用汉语说,那就是他们是彝族,别人是汉族。但是你问他和凉山的彝族有什么关系,他们会说我们的关系很远,凉山彝族人讲话我们听不懂,但是傈僳人讲话我们听得懂。他们还会说凉山彝族是黑彝,我们是白彝,但是他们说的这个黑彝和白彝,和我们现在表述凉山社会等级的黑彝和白彝不是一回事,他们是把这个黑彝和白彝当成一种称谓来定义他们自己的族群,他们说黑彝是凉山的,是什么等级他们不管,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等级制度。所以就是从在“迤沙拉”的第一次采访开始,虽然那个采访的内容主要还是关于家庭的,我就开始想,这个族群的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定下来谁是什么民族,谁是另外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和谁在历史上有过什么关系等等都是非常复杂的。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族群问题感兴趣了,关于第一次的调查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于1990年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期刊上。其实这也不是我的第一篇关于族群问题的文章,在这之前我还有一篇关于彝族的亲属称谓和族群的文章,收在乔健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认同》(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 in China)一书里,这两篇文章开始涉及到族群的问题。从那时开始,我除了做田野调查和写文章之外,与中国同仁们的交流也逐渐走向深入。我记得从攀枝花回来后,1988年我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院、川大三个地方做了讲座,开始把我的这些想法和中国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在80年代时,我和中国同行们之间的立场还是相隔很远,而且彼此不太了解。但是我也认为中国的同事们——比如像李绍明老师他们也可以确认我这个想法,中国的同事们了解我比我了解他们要多一些,比如李老师就很了解我的立场,但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他。那时西方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界受到了摩尔根、斯大林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作为一个比较僵化的框架把那些横向的和纵向的东西都框在里面了。横向的框架就是一个个民族经过民族识别之后就成为了56个民族,我们认为这是有些简单化了。按照人们的经验,这些所谓的彝族支系之间有什么关系?关系当然是有的,历史上的关系也是有的,但是那时我认为,只有精英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或者进入了民族学界,或者进入了民族工作的那些人才会有这样的认同,而一般的老百姓,他只知道他的语言,他的习俗跟汉人和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只有读过书,才能从课本里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是怎么样的情况,自己是什么民族等等。他可以从课本里面认识和接受这个认同,但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界有些僵化,比如他们认为这个民族是很早就存在的,一直没有变,而且民族之间的界线是很容易划分的,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民族学者做过很多田野,其实他们知道严格划分民族界线是比较难的,也是比较有跨越性的,但是在公开场合谈这些问题有点危险,因为这是违背国家的政策的。不过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当然除了民族学界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他们发表文章的自由、发言的自由都扩大了很多。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几年之后才发现,中国的学者早就不是很严格地按照摩尔根的、斯大林的模式来思考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些学者,包括彭文斌先生,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刚毕业的那个研究生叫托马斯·穆兰尼(Tom Mullaney),他们开始重新考察民族识别的过程,探寻在西南地区的边疆政治、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过程当中,民族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从那个时候起我认为,我们要把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懂很多问题,政治、政策、学术,还有田野等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都在一个过程当中,是历史上的那些变迁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那时我对中国学界的这些复杂的过程是不太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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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出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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