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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
──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志电影拍摄
发布日期:2008-01-21  作者:□ 杨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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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杨光海(右二)拍摄《佤族》时和佤族群众合影 (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亲自倡议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正在迅速变化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面貌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其后漫长的探索开辟了道路。


  《佤族》:惊险刺激的“剽牛”场面

  1957年秋,在北京做好摄影器材的准备后,我们就奔赴云南昆明。那时云南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北京乘火车,再转乘长途汽车,经过10多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协助我们进行拍摄工作的是云南省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人员。经研究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郑治国和云南的谭碧波编写好拍摄提纲送京审批后,再去西盟。为了抢拍佤族的季节性活动,我则先行一步。

  到达西盟阿佤山后,西盟工委派来佤族翻译协助工作。我们先后到过马散、永广、翁戛科、岳宋等大寨,也到过班帅、芒杏、班哲、莫斯美、阿莫、中课等10多个村寨。《佤族》影片基本上是在这些村寨拍摄的。

  到达岳宋寨后,我们听说全寨性的“拉木鼓”活动即将举行,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次活动的全过程拍摄下来。“拉木鼓”是西盟佤族重大的、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大型宗教活动,每年春耕以前(大约在农历二月)举行。佤族人认为木鼓能通神,他们把木鼓看做“神器”,平时很少敲它,只在较大的宗教活动和军事行动时才击鼓以聚众。岳宋寨有5个木鼓房,每隔一两年就要换一个新木鼓。新木鼓要从寨外森林中选粗大的树干来制造,“拉木鼓”就是按照制造木鼓所需要的尺寸,截一段树干拉回村寨。“拉木鼓”活动全过程要经历10多天的时间,每次拉木鼓都要“剽牛”,由出牛的人家主持。担任主祭剽牛的户数不限,每次剽牛四五头至几十头不等。剽牛仪式后,本寨男女身着盛装,在主祭者家附近的广场上围成一圈,唱歌跳舞,通宵达旦。

  在拍摄“拉木鼓”的过程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剽牛的场面。佤族剽牛的方法是用藤条当绳索,将水牛的角牢牢地捆绑在木桩上,一人用铁头木把的长剽子从牛背刺入牛的心脏。我当时使用的是上好发条的苏联埃姆摄影机,长焦距镜头只有75毫米,在拍剽牛的特写镜头时,必须靠牛很近。我明知这是很危险的,但为了拍到真实的精彩镜头,我不顾一切地向前靠。拍摄开始的几个镜头还算顺利,但有一头健壮的牛,可能是由于剽牛的部位有点偏,牛疼痛难忍,暴跳如雷,直朝我的镜头扑来。我吓得连连后退,但大拇指还是按着摄影机开关,没有停止拍摄。结果在洗印出来的影片中,剽牛的瞬间、牛暴跳着冲向镜头等险象横生的画面都一一呈现。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有些后怕呢!

  我们把需要抢拍的镜头拍完后,云南省协助我们工作的谭碧波、徐志远以及郑治国等带来通过审定的佤族拍摄提纲,佤族影片的拍摄工作随即全面展开。正式拍摄之前,西盟工委专门为摄制组召开了一次协商会,邀请各大寨窝郎(村寨首领)、头人、魔巴(巫师)和寨中一些有威信的老人参加,向他们宣传拍摄电影的目的和意义,恳请他们予以支持和协助。摄制组准备了一驮锅盐,把它敲成每块约一公斤重的小块,分送给他们,并按照佤族“无酒不成礼”、“不喝酒说了不算数”的习俗互相敬酒。

  摄制组的五六个人先到马散大寨,在那里根据拍摄提纲制订了拍摄工作计划,然后按计划开展工作。经过全组人员的共同努力,成功地拍摄了佤族农业生产中的“刀耕火种”和“挖犁撒种”等耕作方法以及手工业和原始交换,窝郎、头人、魔巴和头人会议,村寨间的纠纷和械斗、习惯法、婚姻、丧礼和物质生活等。特别是对较大的宗教活动“砍牛尾巴”,我们用两台摄影机从不同角度同时拍摄,较全面地记录了它的全过程,拍得很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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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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