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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西游记》漫谈
发布日期:2002-12-06  作者:巴雅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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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1721年阿日那把《西游记》译成蒙古文以来,《西游记》以汉、蒙两种版本和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整个蒙古地区,并逐渐产生了30多种变异本蒙古文《西游记》。本文欲从探讨阿日那的生平事迹和他的蒙译《西游记》流传及演变问题入手,以版本学研究和蒙、汉文本对照研究的方法,研究蒙译《西游记》,对其文学形式与思想内容以及在蒙、汉民族文学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进行论证。
  关键词:蒙古文;《西游记》;阿日那

    18世纪最初30年间,是蒙古族语言、文学、历史、数学和天文学异常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而来的是蒙古族翻译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至五十九年(1720年)完成的佛教经典《甘珠尔》之蒙文校勘与制版刻印,1708年、1714年刻印的蒙文佛教文学作品《目莲经》和《故事海》,1716年北京蒙文木刻版长篇神话小说《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自1711年开始翻译、出版的蒙文《数理精仪丛书》,1717年完成的《(御制)满蒙合璧文鉴》(即《二十一卷本辞典》),1721年由阿喇纳(以下作阿日那)翻译的蒙文《西游记》,以及1725年由额附滚布扎布撰写的蒙古族编年史著作《恒河之流》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文化精品。而直接参加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校勘或编写工作的蒙古族学者数量之多,是令人振奋的。其中社会地位较高,而且在军事和文化领域都享有很高威望者,当数阿日那。就他的蒙译文《西游记》而言,在蒙古族古典文学发展史,尤其在蒙古族古典小说、文艺理论和蒙、汉民族文学关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对他蒙文《西游记》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国内外发表的相关论著甚少。这里,笔者就阿日那及其蒙译文《西游记》做一次浅探,以求抛砖引玉,请教于同行专家。
    阿日那,蒙古正黄旗人,乌弥氏,副都统阿南达(?—1701年)长子,生年不详,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袭其祖父哈岱(1617—1680)一等子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授三等侍卫,荐迁一等侍卫。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被任命为蒙古都统。五十年(1711年),任上都达布孙淖尔牧场总管。五十三年(1714年),授散秩大臣。五十五年(1716年)春,清廷初设军事大本营于新疆巴里坤地区,派绿营兵500名专事耕种。当年十月,康熙皇帝命阿日那往巴里坤,任参赞大臣,随同靖逆将军富宁安(?—1686年),率八旗、察哈尔劲卒,进剿准噶尔汗策忘阿喇布坦(1697—1727年)。六十年(1721年)六月,阿日那授副将军,驻防吐鲁番。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授镶红旗蒙古都统,继续留驻吐鲁番。同年十月,在征青海罗卜藏丹津战役期间,率满洲、蒙古、绿营兵二千驻防布隆吉尔。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卒于布隆吉尔军中,遗疏为其父阿南达请谥。雍正皇帝特旨,如所请行。又谕曰:“副将军阿喇纳,驻军布隆吉尔,宣力有年。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加恩予一等子爵外,赏给骑都尉世职。许其子并袭。于甘肃藩库内给银一千两,交与阿喇纳之弟准扎布,送榇回京。”十一月,丧还,命八旗蒙古大臣迎奠,予祭葬如典礼,谥僖恪。以其子乌米泰(亦作伍米泰)袭世爵为三等伯。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又谕曰:“阿喇纳恪谨持躬,忠诚奉职。前者西陲用兵,宣力年久,收复吐鲁番,平定青海,俱有劳绩。其应否入祀,下九卿会议。”寻入祀贤良祠。②
    阿日那之子乌弥泰,袭三等伯,乾隆十五年(1750年)赐伯号诚毅,先后任凉州将军、正蓝旗蒙古都统,江宁将军、镶黄旗蒙古都统、正白旗蒙古都统、理藩院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绥远城将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东阁大学士等,乾隆五十一年(1785年)去世,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
    阿日那家族在清朝历史上颇有声望。阿日那和他父亲一样,在征讨蒙古准噶尔部,驻守西北边陲中立有显赫军功,曾受到康熙、雍正两朝皇帝的特别赏赐。他多才多艺,精通蒙、汉、满文,在清代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当时的翻译界颇有名气。首先,他参加了康熙年间出版的《(御制)满蒙合璧文鉴》(即《二十一卷本辞典》)的编撰工作。该辞典的编辑工作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历时30多年,一直到1717年才大功告成,收辞12000条,共分280类。其“编后记”提到过69位翰林院掌院学士头衔以上的编辑人员名单。其中就有阿日那,他当时担任内阁笔帖式(书记官)兼蒙文学校副教官。其次,阿日那积极参与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出版的《数理精仪丛书》蒙译工作。这是一部古代天文学重要典籍,翻译难度大,只有精通蒙、汉文,而且具有广博的天文、地理、数学和历史知识的人员才能胜任翻译工作。据有关文献记载,1711年至1712年间,曾有36位蒙古族、汉族学者和官员参加过蒙译《数理精仪丛书》的艰苦工程。此间,阿日那任郎中。另外,阿日那在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17—1720年)之间积极参与了将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校勘和制版刻印工作。据蒙文《甘珠尔》“前言”记载,负责制版、书写、校勘和写阿利噶利字的有道拉、拉锡、毕力贡达赖、僧格、阿日那、张宝、巴杂尔等129人。阿日那任理藩院郎中兼蒙文学校副教官。③根据阿日那参与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校勘工作来推测,他在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17—1720年)之间不在新疆巴里坤服役,而是在北京参加《甘珠尔》校勘工作。也可以说,阿日那服役时间较短,而从事翻译、校勘和任副教官的时间相对长一些。正因为阿日那连续参与上述三项极其重要的翻译和校勘活动,并精通佛学,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后来翻译《西游记》时得心应手,在年事已高又军务在身的情况下创造了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们还注意到,在清朝历史记载中另外有三个阿日那(阿喇纳),也都是蒙古人。其一为满洲镶蓝旗寨桑达日汉和硕齐之孙,奇塔奈子,康熙十一年(1672年)袭父一等男。其二是哈尔努特氏,镶黄旗人,绰尔门孙,隆古子,康熙九年(1670年),袭父三等子。另外一位是土默特旗人古禄格第五子,康熙朝袭归化城都统,1696年随大将军费扬古和副将军乌弥氏阿南达,进击噶尔丹于昭莫多,1704年卒。这三人均比乌弥氏阿南达之子阿日那岁数大得多,都是康熙朝中晚期历史人物,虽然都叫作阿日那,也世袭过一等或三等男爵,有的也当过都统,甚至立有军功,但他们都不曾在吐鲁番巴里坤地区任军职。而有些学者认为蒙古土默特旗人古禄格之子阿日那当是翻译《西游记》的阿日那,并根据前者曾于1697年参加过昭莫多战役而推断他在1721年时大概有六十多岁。④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两个阿日那,名同姓不同。经过考证,我们相信在新疆巴里坤军营中仅用半年时间翻译完《西游记》的人,只能是乌弥氏阿南达之子阿日那。除了这位精通蒙文和汉文,又有多年翻译经验的大翻译家之外,其他人要在如此短时间内成就一项艰巨的翻译工作,是有很大困难的。可以说,像乌弥氏阿日那这样的翻译家,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
    那么,是什么动机和力量驱使这位老将军在即将辞世的前三年下苦功来翻译《西游记》的呢?这也是研究蒙文《西游记》者颇感兴趣的问题。
    阿日那在其蒙译《西游记》“序言”里很清楚地写道:“慎思之,佛祖怀大慈大悲之心,为普渡众生,消除三厄,超越色界,因此才撰写《大乘经》。谁人能从心中乘上这《大乘经》,就一定会渡过尘世海洋。我观这部《西游记》,其间讥讽、戏语无不精深,合于《大乘经》之性理。因此想到如同为松布尔山增添细细尘埃那样,为佛教作些微裨益,乘驻戍巴尔库尔(巴里坤)军中之闲暇,从汉文将它译为蒙文。贤德之士,如能从中悟得一字,为利众生而传播开去,其功德之众多也会超过恒河之沙埃。因学识浅薄,所闻甚少,这译文中若有误失之处,亦请贤者更正。大清朝正黄旗一等子,副将军,内大臣,边外老叟阿日那,将这部书由汉文至蒙文,自康熙辛丑六十年孟春庚寅月初二甲子吉日始译,至是年夏末乙卯月初二辛卯日译毕(即公元1721年元月29日始译,至是年6月25日译毕)。”⑤
    细读这简短的“序言”,我们就会明白阿日那翻译《西游记》的目的和意义。这位边外老叟,武艺高强,学识渊博,且信仰佛教,精通佛理,暮年奉命离乡背井来到边陲服役,与抗清的同胞们进行殊死斗争,心里总是充满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而悲凉的感受。所以,他以翻译《西游记》来消磨自己并不愉快的闲暇时光,一方面以“消除三厄,普渡众生”的佛教信念来深刻反省其仕途生活,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传播《西游记》向蒙古族同胞进行虔诚的佛教宣传。因为他们祖孙三代人都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效力,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中坚决站在清皇室一边,饱尝戍边的戎马生活之艰辛和心灵痛苦,虽然以显赫的战绩赢得了康熙和雍正皇帝的特别赏赐,但对阿日那来讲,最痛心的是他祖父战死,他父亲在边陲军营里殉职,而他自己未能改变这种命运。因而我们不难想象,阿日那翻译《西游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传播《西游记》来表达自己对佛教“不杀生,生死轮回,一切以普渡众生为根本”的思想之再认识,从而感化在战争和种种社会苦难中挣扎的民族同胞,以平息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而他本人亦能卸掉盔甲,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以免因杀生过多而不能“转生佛国”。从文学创作动机上讲,阿日那是想借《西游记》故事和艺术形象来讽喻现实社会,揭示其经历过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他翻译《李卓吾批评西游记》之回后“总批”和“批语”的最重要的动机,也就是要借李卓吾之妙笔而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深刻感受。
    再说,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序言”中虽然开门见山地突出了佛理和《大乘经》(拟指《甘珠尔》经)的社会功效,但他在“序言”里一点都没有反映出其他喇嘛学者那种言必首先赞佛或向佛祖祈愿,动笔则书“、嘛、呢、叭、咪、”(六字真言)、“茫噶喇”(吉祥)等佛教念祝语的创作风格,这说明作者只是一般的佛教信仰者。他相信翻译、传播《西游记》,好比书写整部《大乘经》,对净化自己和民族同胞的心灵来讲,是最有实际意义的。而从另一方面看,作者把《西游记》比喻为《大乘经》,恰好说明他本人在康熙年间参加校勘、出版蒙文大藏经《甘珠尔》的社会活动中谙熟了佛教教义,人生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后来进军吐鲁番,违背不杀生的信念,也只是因为康熙皇帝之命不可抗拒所致。
    关于阿日那及其蒙译《西游记》,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是据最早研究阿日那及其文艺思想的巴·格日勒图教授考证,阿日纳生于1662年,卒于1722年。⑥对此笔者存疑。如前所述,在清朝历史文献里有记载,而且活动在康熙年间的四个阿日那中,唯有乌弥氏阿日那才是《西游记》的蒙文译者。他自称是边外老叟,又说在巴里坤翻译《西游记》仅用了半年时间,可见他当时虽然年过六旬,却健康状况良好,否则康熙皇帝不会派他去戍边。又据《清史稿》之《列传》、《诸臣封爵世袭表》等文献记载,乌弥氏阿日那于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七月在布隆吉尔病逝。所以,笔者认为巴·格日勒图教授提出阿日那卒于1722年,有可能是笔误。其次是,关于阿日那蒙译文《西游记》中附带的回后“总批”和“批语”问题,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回后的“总批”和“批语”,不是他的独立创作,而是实实在在的翻译作品。其翻译底本中无疑有一种假托李卓吾先生批评的明版《西游记》,即《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依据齐鲁书社1991年版《西游记》(李卓吾批评)统计,原著有95则回后“总批”、“批语”和“又批”。阿日那很可能将其全部翻译过。但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原稿遗失,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转抄本,而且大部分残缺不全,以致不便确认阿日那蒙译《西游记》中到底有多少则回后“总批”、“批语”。以往研究蒙文《西游记》的学者都认为阿日那至少写过47则《西游记》回后“总批”和“批语”,甚至认为全都出自他的手笔。而首先纠正这一错误认识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扎拉嘎先生。他在《阿日那与他的蒙译本〈西游记〉》一文中明确指出:“阿日那蒙译本《西游记》回后批语,主要是从《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择译过来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阿日那译本《西游记》的底本,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⑦笔者支持这一观点,同时相信阿日那译本《西游记》的底本,不限于明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种,他肯定使用过另一种明版二十卷一百回本《西游记》。阿日那蒙译《西游记》也是二十卷一百回,而且有回后“总批”、“批语”和“又批”,这足以证实阿日那在翻译中发挥文学再创作的灵感,很灵活地把上述两种明版《西游记》的优越之处捏合到一体,酌情删减翻译出了文本与批语相结合形式的蒙文《西游记》。在蒙汉民族古代文学关系史上虽然出现过很多天才的翻译家,但能翻译大部头纯文学作品,而且注重批评的人,在阿日那之前似乎还没有过。从一定意义上讲,阿日那最成功地继承蒙古族历史悠久的文学翻译传统,同时把蒙古族文艺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巴雅尔图   研究员 我所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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